首页 -> 2007年第9期
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
作者：柯六六
周伯棣，浙江余姚人，1920年1月10日加入由陈独秀、李大钊所创“北京工农互助团（第一组）”；1921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周柏棣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复旦大学银行系主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兼财政金融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经济学会理事，是上海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
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留学，历经周折。从上海赴莫斯科，当时有三条路线可选：陆路是从上海坐火车经天津转车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改乘苏俄的列车到赤塔西行，当时张作霖部在满洲里外的十八里站设边防站盘查“过激派”，持有北洋军政府的护照都难以通过；水路是从上海坐外国客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西伯利亚的伯力，而俄远东共和国管辖范围只及伯力，伯力以南的滨海省被日军占领；第三条路线是从黑龙江溯江而上到赤塔，但河道冰封要到6月中旬才能通航。
1921年5月16日，父亲与许之桢等由上海外国语学社选送的同学，从上海乘客轮启航，前往苏俄远东最大的沿海城市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留学。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海参崴是它的终点站。
父亲于1921年5月30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写信给爷爷，信中写道：“儿于四月初九日（5月16日）上船，十一日到青岛。在青岛住了三天，十五日到烟台，二十日长崎。烟台长崎，均各住三天，直到今日，始抵此间。尚须三四天，方可达东京。青岛街市颇清洁，房屋亦颇整齐，较之上海，实尤多矣。烟台则尚不如屯溪之热闹，然彼处绿茶之生意，每年实可观矣。儿虽素未乘过海船，但此次颇不觉其苦，亦不作呕，一切平安，请放心可也。”父亲用俄文书写信封，俄国邮票上盖有俄文邮戳。此信飘洋过海，最终寄到了竹溪村。信封背面的中文邮戳印注明寄到的日期是“齐武，十年，六月，二十”，即1921年6月20日。
父亲一行到达海参崴时，海参崴前一日已为白匪军占领。无奈，父亲一行乘火车到斯巴斯并停留数日，但始终无法成行，不得不返回海参崴。然而，钱将用尽，还好父亲与许之桢设法弄到两张车票，辗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局成员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要父亲代表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赴俄参加远东劳动会议及远东革命青年会议。父亲想借此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
1921年10月中旬，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局，为推动、促进远东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华盛顿会议，决定1921年1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邀请中国派工、农、学、商代表出席会议。父亲作为代表团成员，同张国焘、邓恩铭、高君宇、罗亦农等人赴苏俄出席大会。1921年年底，中国代表团到达伊尔库茨克。由于朝鲜、蒙古、日本等代表团未到，大会筹备组决定将会议延期。这样，中国代表团就在伊尔库茨克参观学习，参加当地的苏维埃大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1922年1月初，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决定将会议地点移到莫斯科。苏俄政府派出专列将远东各国代表从伊尔库茨克接到莫斯科。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之后，大会到列宁格勒继续进行。会议代表从莫斯科乘坐用木柴作燃料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列宁格勒。大会的闭幕式于1922年2月2日在列宁格勒大剧院举行，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后，大会表决通过《宣言》。
会议之后，苏俄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彼得格勒、基辅、莫斯科参观访问。代表们在莫斯科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起义总指挥部斯摩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内历代帝王的遗迹，又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歌剧。远东各国代表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苏俄刚经历过战争，经济十分困难，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粮荒，工人每天的定量是一磅半黑面包，干部为一磅，普通共产党员仅有四分之三磅，副食品供应同样困难，每个家庭每月只能吃到30磅土豆及一点点白糖。铁路沿线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创伤，多数工厂与车站的烟囱都不冒烟。当代表们乘坐的火车过了乌拉尔以西时，饥民们纷纷涌向火车站向过路火车上的旅客乞讨。尽管如此，苏俄政府仍想方设法让会议代表们领取到内衣、毛巾、肥皂、香烟和糖等一些生活用品。后来，父亲曾对秘书苏波说过，在苏联他第一次领到了津贴费。父亲在杨谷方等同志的询问下，谈到在苏俄坐火车的经历。他说，火车是烧木柴的，一路上走走停停，柴烧光了就停下车去铁路边的森林中去砍木柴，火车头上有三四个工人开火车。
父亲的这次苏俄之行，值得一提的是，他见到了列宁。当然，父亲从未对我提及。小的时候，豆豆姐姐告诉我，父亲在莫斯科见到了革命领袖列宁。
国务院原秘书长杜星垣回忆：“1942年在延安，我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柯老是副部长。大家都知道党内同列宁握过手的有柯老，可是他从来不讲。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成绩，这一点是柯老很好的一点。”
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王维回忆：“柯老在南京当市长时，我在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任处长。1952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报纸要组织纪念文章，有人提供线索说柯老见过列宁，《解放日报》派记者去采访柯老，请柯老讲一讲，或写一写，回忆他20年代在苏联见到过列宁的事。柯老不肯写，说：‘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见过列宁，列宁接见中国同志没有我。’虽然稿子没有组织来，但我们听到以后，对他很敬佩。柯老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原中南海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回忆：“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远东会议结束后，父亲曾要求留下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张国焘未准。父亲于1922年夏季重返上海，留苏之事终未成行。
回国后，父亲即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张秋人。父亲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