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作者：卢 荻
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1979年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金明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关于广东偷渡外逃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港英当局对我群众外逃反应强烈，香港媒体大量报道这方面情况时，李先念说：港英当局现在可焦急了，对外影响坏极了。港督麦理浩上次同我们谈，态度是友好的，说这是暂时现象，相信中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条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余秋里插话：确有坏人煽动外逃的，要打击）政策上不能太软弱了。
当汇报到有些干部千方百计找港澳关系，没有关系的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出去时，李先念说：有人为了找外边关系，不择手段。对有些人，要惩办。可耻！当前问题很严重。要同仲勋同志谈一下，要好好抓一下。中央起草个文件。送华（国锋）、邓（小平）批一下。用国务院、军委名义批发也可以。
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每人平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余秋里插话：我们抓，香港也抓。两方就配合起来了）
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慕华同志同各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不合理的，要顶回去。给几部汽车没有问题，北京那么多车，调一点给他们。
王震说：广东生产一些蔬菜、水果出口，来得快，很合算，划得来。反外逃，主要还是要发展生产，分配只有几块钱，怎么行呢?
谷牧说：广东省委下决心，是可以刹住的。从长远来看，要做很多工作，不是一个突击就可以解决的。不是增加点部队和几十辆汽车的问题。我这次在边沿跑了一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生产、生活差距太大；二是精神状态不行。边境的思想工作问题很多，我们这边工资低，跑到那边就不同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有信心，我们是可以搞好的，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下一步要搞特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要出乱子，那问题就大了。关键问题，不是给你增加几百万元、几十辆汽车，而是省委要加强领导，要做好工作。要把经济恢复工作抓紧一点。办一些事情，有些困难，用外汇进口一点东西，是可以的。我看还是工作问题。一些具体问题不难解决。慕华同志摸一下，可以给。问题是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党的建设，把工作搞上去，搞好，不要满足于暂时，要从长远考虑。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的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高群众的觉悟。港澳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落后。但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能赶上他们。那边好多东西是靠我们供应的，我们努力很快可以发展起来。省委要重视，要加强领导，这是根本。
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规定到7月5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要求广东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会后第二天（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寇庆延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人汇报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的情况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习仲勋深感压力很大，他在6月17日、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对开展反偷渡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6月18日，黄荣海带部队到了深圳，19日随部队开到了指定的位置。
省委常委会议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从广州前往惠州，路上看到有几股偷渡的，有二三十人一股的，十几人一股的，七八个人一股的。晚上到惠阳一问，原来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到了樟木头，从汽车跳下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人，接着，又继续结伙偷渡外逃。
反偷渡外逃，标本兼治
1979年6月20日，习仲勋和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习仲勋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人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我感到问心有愧。
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一）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二）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坚强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三）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说明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沙头角镇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其中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群众生活显著改善。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就有可靠的保证。
谈到治标问题，习仲勋说：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兵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部队、民兵要互相配合，团结战斗。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
惠阳会议之后，6月23日至24日，习仲勋等人马不停蹄地前往深圳检查反偷渡外逃工作。惠阳地委、宝安县委和部队遵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迅速行动，对偷渡外逃进行堵截。在宝安边境一线，第一天抓了148个外逃分子，第二天抓了505个，第三天抓了615个。
6月24日，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不顾酷暑和连日奔波疲劳，专程赶到珠海市。珠海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人员仍络绎不绝。1月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人满为患。
习仲勋对深圳一带地区外逃深感忧虑，于是又从珠海乘船经伶仃洋再回深圳。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听说党支部书记们在党校集中学习，就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习仲勋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他们说不行，留不住。会上有三位党支部书记发言。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非常难以接受，就发了火，连连责问他：“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这时，方苞赶紧插话向习仲勋解释：“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习仲勋听了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