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作者：卢 荻
习仲勋对此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表示对剎住外逃潮的问题，中方与港方是一致的。理解外逃潮带给香港若干困难，但实际上大批外逃对中方的生产等方面影响更大。他还强调说明中方已经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设法解决，即将召开的广东省人代会就将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
习仲勋还指出，香港有不少引渡集团向内地进行活动，为患很大。我方已先后截获两艘香港“蛇船”，望港方对引渡集团严加打击。同时，香港报刊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起了鼓励外逃的极坏影响。姬达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习仲勋进一步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故我们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港方政治顾问魏德巍提出中方合法来港人数仍嫌过高。他说，不少人持有效期长达八九个月的通行证，协同全家一起来港，名义是探亲，其实都长留在港。他们实质上既欺骗了中国政府，也欺骗了港方。当习仲勋等人表示港方可将这些人劝返内地时，姬达又重弹“人道主义”和产生“黑市人口”的老调，表示港英当局不拟这样做。
最后，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习仲勋表示同意，具体安排将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
1979年12月17日至26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了这一规定。反偷渡外逃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
1979年12月18日晚上，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他认为，偷渡外逃问题，主要是工作问题，有的地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这些例子多得很。惠阳县一革委会副主任兼澳头大队支书郑某，一家四口都跑了。
会后，在广州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省委和习仲勋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外，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齐抓共管。深圳、珠海边防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县，还增设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而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抢劫船只偷渡的主犯等，则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依法惩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全省开展的反偷渡外逃专项斗争取得一定的效果，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逐月减少。
尽管如此，1980年广东的偷渡外逃仍然很严重。据统计，截至10月底，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0万人次。仅1—9月，深圳市就收容外逃人员156980人，其中港英遣返69921人。实际偷渡外逃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数字还要高，有不少铤而走险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业区刚开发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习仲勋对此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经常过问这个问题。经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港英当局从1980年秋开始，也改变了以前所谓的“人道”做法。10月28日，港英政府对偷渡人员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很大的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习仲勋深知，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剎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