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作者：卢 荻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国家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但后来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下同），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严重的群众性的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历来重视偷渡外逃问题。1977年11月17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等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的工作。当广东省领导人汇报到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广东的领导干部听了，觉得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也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7座的面包车，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他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边防的问题在陆路较多，方苞就陪同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罗芳是宝安县过境耕作的七个耕作口之一，也是当时边境问题反映最强烈的地区。方苞自从1974年1月调到宝安当县委书记，每年都要到罗芳参加劳动，和当地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向习仲勋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现在都丢荒了。
习仲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的街道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方苞解释这是因为政策上的限制，很多人都不能过境耕作，才导致这么多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方苞向他举了一个例子，1962年经济困难时，香港市场需要草皮、花、河鲜、甲鱼这些产品，国家政策不允许大额贸易出口，宝安就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再将这些外汇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副食品，才缓解了经济困难时商品紧缺的局面。所以，方苞向习仲勋提出建议，希望省里能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的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作为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他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旧条条框框，教育他们要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这句话意味着以前被错误批判的一些政策都要恢复过来，例如过境耕作、过境探亲、小额贸易、侨务政策等。
他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