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为了美的追求（一）
作者：胡贻志
胡乔木是我的叔叔，这里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谈点感受和体会。
一、着魔地忙碌
叔叔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忙，正像他的诗《希望》中描写的一样：“啊我的生命，它多么仓促!博动的心脏，着魔地忙碌。”
叔叔的忙，是一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没有休止的忙。他忙着看报，看文件，看书；他忙着伏案疾书，写社论，写评论，写新闻报道；他忙着起草中央文件，替毛泽东起草电报，起草指示，替中央领导写讲话稿，参与中央决议和重要文献的起草。他一生都是这样永无休止的忙。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的深夜，在中南海静谷院，叔叔的办公室里不断传出电话铃声。夜深人静，那铃声显得格外响亮，把我吵醒了。往常，叔叔经常睡得很晚，但那个夜晚却不同于往常，电话特别多，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多，我感觉出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那一夜，我也没有睡得安稳。
第二天，我从婶婶那里得知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解放军渡江时被击伤俘获。它在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利用击沉中国客轮、转移我军注意力的办法，乘机逃出了长江口岸，脱离了我军的控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要叔叔立即就此事写一篇新闻稿，写好后送他审阅，次日见报。此文标题为《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以新华社新闻名义发表。袁仲贤将军当时任镇江前线司令员。
毛泽东说：“你应该注意睡眠”
那天叔叔忙了一整夜，可第二天上午他又赶去参加政协筹备会，研究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共同纲领》是一部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由周恩来负责，叔叔是主要的执笔者。由于全国政协要在当年9月召开，时间非常紧迫，而起草的工作量又非常巨大。
叔叔写文章的习惯是先构思，打腹稿。构思时他会翻阅大量资料。他的记忆力极好，能把看过的资料都记在脑子里，待动笔写时，桌面上便收拾得清清爽爽，没有一份资料，只有稿纸和笔。他在写作时，全神贯注，短文章一气呵成；长文章分几块，每块也是一口气写完。文章成稿后，再润色几遍。写文章时，他最怕别人打乱他的思绪。
叔叔在静谷院共有四间房。其中西厢房三间，叔叔、婶婶住一间，他的两个孩子住一间，剩余的最大的一间房当做办公。会客和饭厅。北房顶西头有一问，比我大两岁的表哥，即叔叔的外甥和我住。家中不起火做饭，从食堂打饭回来吃。 在起草《共同纲领》期间，为了避免干扰，婶婶将家中原先堆放杂物的半间房改成一个“封闭”的办公室。屋子里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时正当三伏天，小屋里很热，工作人员用几块大冰堆在木盆里来降温。只这几样东西，就把整个屋子塞得满满的。
在小屋里工作期间，叔叔不同家人一起吃饭，饭由专人送进去。小屋内没有安装电话，有电话来，由婶婶接，没有十分必要的事情就不必告诉叔叔。叔叔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小屋子里废寝忘食地工作了十多天，终于如期拿出了可供政协筹委会《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讨论的草案初稿。
后来，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我才知道，《共同纲领》讨论修改次数非常之多，大的改动就有三次，叔叔参与了这三次起草和修改。第一次起草和修改是1948年9月，在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主持下，题目定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次起草和修改，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第三次起草和修改是在1949年9月，题目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三次起草和修改阶段，时任政协筹委会主任的毛泽东直接参加了修改工作。叔叔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他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时间都很少。9月3日，毛泽东写给叔叔的便条特意嘱咐：“你应该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它表明叔叔工作的繁忙程度已使毛泽东怜惜不安。
最终被全国政协代表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婶婶的放松计划全落空
叔叔的工作几乎全是既劳心又费神。婶婶担心他的工作太紧张，会病倒，总是想方设法让他放松一些，争取每日保证三餐并能按时吃，晚饭后在中南海的海边走一圈，尽可能地让他多睡点觉。
然而，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他的事总是源源不断。他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原来的任务一项没有减，新的任务还在不断地增加。1950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点名要他主持中宣部的日常工作，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婶婶的“放松计划”势必很难落实。在1950年以后的五年中，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叔叔曾两次病倒。第一次病倒是在1951年1月，叔叔患了胃溃疡穿孔，手术后住了2个多月医院；第二次病倒是在1954年3月，患中性视网膜炎，曾去苏联治疗，经过6个月的医治才逐渐康复。
1955年7月，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临行前去看望爷爷和叔叔、婶婶。婶婶说：“叔叔正忙，你在这儿吃晚饭吧!吃饭时才可以见到他。”那天吃饭时，叔叔的心情比较好，饭桌上说了不少话。晚饭后，当我告别时，叔叔说：“我正要去海边散步，我们一起走吧!”他没有直接向海边走，而是和我一起漫步，一直走到中南海西大门。虽然一句嘱咐的话也没有说，但是叔叔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尽在不言中。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说：“希望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您的工作太忙了，大家都为您的身体健康担心。”那时，我身高已有一米八五，但在叔叔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孩子。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我身体健康，唯体质稍差。脑子好用，睡眠质量也好，随时可以入睡，精力充沛。转告你父亲，叫你们全家都放心。”我目送叔叔，望着他离开西门，直向中海海边走去。
“主席要我长期休养”
六年后的1961年，叔叔第三次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此，失眠的病痛一直折磨着他的后半生。
1961年8月，叔叔、婶婶来到哈尔滨，我去省委花园村宾馆看望他们。见到叔叔消瘦孱弱的身体，我的鼻子都酸了。他慢声细气地说：“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原来吃安眠药还有作用，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人不断地消瘦，体重已不足百斤。”叔叔停了停，接着说：“主席要我长期休养，要我迁地疗养，随气候转移，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现在正是夏天，我和你婶婶商议先从东北开始，随着气候变凉，逐步向南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