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
作者：徐景安
确立改革的市场取向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8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5月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国家体改委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薄一波、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不算什么问题，但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很多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
当时对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无论在领导层还是理论界，都争论得很厉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确定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1983年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也曾波及到我们。大约是1983年9月，由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我提出的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说成是“精神污染”。后来有中央领导提出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等意见，使“反精神污染”不了了之，我们才得以幸免。
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分歧一直存在，致使反右一度成为我国的主要倾向，改革有被迫停顿下来的危险。1987年3月13日，我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旗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作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我们在信中还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提出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这实际上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思路，改革的市场取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价格双轨制的出台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召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德清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地点在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7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主张对价格实行“调”，有人则主张“放”。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柱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柱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这个思路，在当时具有很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会后，我为这次会议撰写了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我写出这份报告后，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等人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