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
作者：徐景安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工作。当时，国家计委研究室一共有四个研究人员，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所谓研究生产关系，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粉碎“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提交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也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经济改革战线。
1979年7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研究改革的总体设想。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任组长。起初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此外，理论工作者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
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要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时就要引入市场机制。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并印发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个设想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的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张劲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位，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
我记得，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19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我很着急，到20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及我们这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
1980年4月以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这个临时机构被改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体制改革办公室。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1981年3月任秘书长）兼主任，廖季立主持日常工作，薛暮桥名义上没有什么职务，但实际上大事都向他请示。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后，从各方面调了一些人，但正式调入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来自各部委的联络员，要开会，就请他们来讨论。
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
1979年，由于经济冒进的影响，我国开始进行经济调整。粉碎“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冒进，引进了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1980年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为此，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一文，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我的这篇文章在1980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上印发。11月2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出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为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机器卖不出去，水泥卖不出去，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减少，这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指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 1980年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作出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围绕这篇文章，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