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历久弥新的记忆
作者：薄小莹
怜子如何不丈夫
1975年2月，专案组向老人家宣布“解除监护”，爸爸搬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虽然仍受到很多限制，但我们毕竟能随时见到爸爸。在二招被“监管”的4年里，爸爸一面与不断施压、继续逼其在“结论”上签字的专案组抗争，一面花费大量的心思、时间来开导、鼓励、教诲子女，舔犊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有机会，爸爸就和我们聊天。为了使我们的胸怀开阔些，爸爸常讲些历史，甚至给我们讲了一遍党史，其中有些内容还是毛主席给他讲述的。
粉碎“四人帮”后，很多老干部被解放了，而偏偏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选用了《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这是毛主席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对爸爸的批评。事实是，爸爸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遭受到非常不公正的批判，直到1954年6月3日，毛主席在书记处的会议上纠正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1980年爸爸写了《关于1953年财经会议前后若干情况的说明》、《对毛选五卷的意见——致李琦同志》；1991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对此事作了全面客观的回顾）。记得当时在工厂干活，大喇叭里反复播放《人民日报》发表的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导读文章，重点介绍的就是这一篇，爸爸的名字不停地传入耳中，似乎新的一轮批判高潮又来到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选用这篇文章给爸爸很大的压力，压力也来自他对子女的担心。爸爸对我们说：“孩子们，今后应该怎样努力生活，努力做人，要好好掂量一下。我希望是不灰心，从最低处做起，吃得起苦，受得起人们的歧视，也来一个横眉冷对，同时也要俯首甘为，不过现在的环境还不允许你‘甘为’。”“不管怎样，我还要坚持下去，我永远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我永远不会变。我是会平静下来的，只要我的孩子们能想通，而且挺起腰杆子来，我就会平静下来。”1977年6月1日，爸爸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仍然反复表达了他的两重意思：一是在政治问题上至死也不会妥协，二是希望子女奔前程，不回顾：
“爸爸的问题，总有做出公正结论的一天，不过爸爸也许看不到了（老人家当时已69岁），历史会做证人，你们会看到的！我的一生是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事业的，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问心无愧。”
“切盼你们以科学的态度看待我的问题，是则是，非则非，不要因为爸爸而丢掉科学态度，并正确对待自己，把爸爸这个沉重的包袱卸下来，甩掉！”
“事情真的就是这样结束了，就是说，终我之身，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也不会觉得遗憾，我相信，就是死了化成灰，每一微尘里，都会嗅到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固信念，忠贞不二！”
“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个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对全局来说，毕竟是小事。在这里，总要有点子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所谓规律性的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不管流经多少崇山峻岭，险滩坎坷，总是奔腾万里而注入大海。短暂的人们的生命，又总是处在某一曲折险阻的征途中，它不像‘涅瓦大街的直道’。历史上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又总是那些‘不畏劳苦，肯于攀登崎岖小道’的人，越是能不断克服横在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险阻，就越能为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
“十多年来，你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暴风骤雨中成长起来的，母亲那样死了，父亲被关起来了，家被抄，政治上受迫害，社会上受歧视，低人一等……所有这一切，要冷静地考虑……正是这样的险滩厄境，抚育和锻炼了你们，如果你们能正确地理解，那你们就获益匪浅。这是一个最好的大学校，这段学历，难道还不值得经常回忆，咀嚼其中的美味吗！它是你们进入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要经常从中汲取力量。”
尽管爸爸的问题似乎已无望解决，但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他老人家却很为我们着急，敦促我们去参加高考。记得当时爸爸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我们的国家将会有大的发展变化，与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你们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学习机会，争取学到一门专业知识，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至于考得上考不上，就不要去计较！”1977年，大哥考上了清华大学，二哥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在工厂工作，1978年顺利通过高考，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感到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唯恐厂里有人以家庭问题为由阻挠我上学，于是就和爸爸商量，能不能利用外出看病之机，让车绕到厂门口，就说临时找我有事，出来亮亮相，假装他已没有大问题了。爸爸欣然同意，按照我的谋划来到工厂，还与传达室的师傅高谈阔论，直到我从车间跑出来，他才余兴未了地走了，闹出了很大动静。不知是此举产生了作用，还是有政策保障，我上学的事果然没有受到什么阻挠。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老人家12年的沉冤终得昭雪。
上本科时，我在学校住宿，一周回家一次。一天同学燕妮告诉我：“你爸爸来学校找你，你不在宿舍。问他，他说也没有什么事。”我挺奇怪，周末回家问爸爸“到学校找我有什么事？”爸爸只说：“我做了一个不好的梦！”我想爸爸在那被监禁的年月里一定也十分惦念他的这群儿女，也会有惊恐、有不安，很多年后看到当时专案组写的《动态情况反映》（看守每天记录爸爸的一言一行，然后上报），情况确实是如此：
1967年2月15日：“他一再问：‘我的孩子是否在家，我给他们去的信是否收到了，怎么没有回信，连个条子也没有写。’13日他又说‘我怀疑给孩子们去的信，你们没有给我转去，为什么还没有回信呢？’”
3月15日：“11日向哨兵说‘是不是我写封信叫我小孩来一趟，我看看就行’。”
3月23日：“对哨兵讲‘我不要紧，我家的孩子可受欺负了，没人教育，他妈也死了’。”
7月3日：“薄一波6月28日至30日的情况：28日在报纸上写道：‘管理方面问我取什么东西，要蚊帐。我老婆死了，家里还有六个不成人的孩子，家也被抄了，他们的生活不知怎样？前几天取的东西都是他们用的，我心里感到太惭愧。’”
8月21日：“16日在报纸上写道：‘琼（妈妈原名李琼英）：今天是你离开我们，永远离开我们的七周月了，而你大概也决没有想到在这八个半月中间，我同小孩连通信都不可能，孩子们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了。’”
1968年1月9日 ：“1月6日晚上把他孩子们的合影照片拿出来，仔细地看了很长时间。”
……
又回到我们身边的爸爸，已是古稀之年，却正如二哥祭词中所说，爸爸是又当爹又当娘。知子莫若父，对7个子女的品性，老人家都是了解的，甚至对子女的诸多朋友也了如指掌，常常问询、提及。在这近30年中，老人家对子女因材施教，可谓体察入微，苦口婆心。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爸爸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幸福、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