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历久弥新的记忆
作者：薄小莹
父亲像一座山
我真正对爸爸有所了解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1966年9月，爸爸因摔倒而导致尾椎骨错位，向周总理请假一周，周总理批示到广州休养6个月。10月2日，爸爸妈妈带生病的二姐（薄洁莹，二哥薄熙来后来也去了广州）去了广州。此后，经委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1967年1月3日，我们得到消息，爸爸被造反派“押解”回京，我和大哥（薄熙永）、弟弟（薄熙成、薄熙宁）赶到北京火车站去接爸爸，从广州来的那趟列车上的人都走光了，也没有看到爸爸。翌日，我们得到消息，爸爸在丰台站被红卫兵劫走了。不久，1月16日，我们又来到北京火车站接妈妈，但又落空了，从广州到北京的16次特快人去车空，妈妈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第二天我跟随大哥到妈妈的单位第二轻工业部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妈妈于1月15日“畏罪自杀”。在那个寒冷的冬月，父母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也许是怕父母从此在记忆中也消失了，我那时曾细细地回想了一遍16年来和爸爸、妈妈的接触、谈话，还翻了一遍日记，但我发现，可能是当时父母都忙于工作，而我们年龄又都还小，以至我们和父母的交谈很少。
1967年，我们只有在批斗会上才能见到爸爸，那种场面对我们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我们盼望见到爸爸，又不愿爸爸在那些会上出现。批斗他老人家的会非常多，持续的时间也非常久，频繁时7天11次，8月份批斗了26次。据爸爸回忆及档案记录，他被大会批斗了136次，被专案组提审206次。在批斗会上，爸爸被拳打脚踢，受尽折磨，可他的斗志始终未挫，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大声抗辩。有一次大弟（熙成）趁乱挤到老人家身旁，在震耳欲聋的叫骂声中，老人家竟然分辨出弟弟叫的一声“爸爸！”但他只来得及说：“没关系，孩子们！”就被连踢带打地拽走了。1967年8月，爸爸在信中写道：“虽然你们不知道我的错误的具体内容，但你们不仅仅是可能，而且是一定同情我的。孩子们！仅仅这样想是不对的，我没有那些错误，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不是‘大叛徒’，我要辩驳！”
12年的“武力批判”、高压威逼，老人家始终拒绝在所谓的结论上签字。直到1975年7月，专案组还先后三次威逼，最后爸爸在“审查结论稿”上写道“我坚决不同意此结论”。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需要怎样的信念支撑！爸爸的坚持、顽强，使他的对手都感到无奈与震撼！后来我看到当时专案组组长向康生等递交的汇报，其中就常有这样的开头：“仍不老实”、“截止到现在仍负隅顽抗”、“拒不认罪”、“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有一次汇报是这样写的：“连续参加斗争大会，专案组提审，表现满不在乎，无论是提审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12日斗争大会后离开会场时气愤地说：‘你们越斗，我精神就起来了，无论什么时间叫，我有病也去参加！’表示顽抗到底。”康生〔爸爸专案组(中专一办)的直接领导〕认为专案组办事不力：“没头绪，没进展，你们思想很乱！”“该组成立至今，始终未将薄之反动气焰打下！”他责令专案组检查，批示“这个组人员要调整，正副组长不强”。爸爸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武力批判”。1967年2月1日爸爸在报纸边缘上写道：“今天浑身无力，大有坚持不住之势！这不行！我要努力挣扎。”8月8日又写道：“批斗大会扭打之后，昨夜胃疼难忍，更不能入睡，到今天下午就更加疼痛，特别两个胳膊和手臂难于动作，写字也发生困难。”……时穷节乃见，一场“文化大革命”过来，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有如此的坚守？我觉得父亲像一座山！
被“监护”前，也许是预感到了什么，爸爸曾对我们说：“每次运动都会有偏差，为什么这种偏差就不会落在咱们家呢？你们要有思想准备！”爸爸在狱中曾给我们写过不少信，但直到1978年底平反后，我们才看到这些信（包括上述那封）。我想当时爸爸写信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想让我们了解他的立场：“不是我的错误，我没有那种错误或者与事实有出入，也决不盲目承认（如果盲目承认，将会给党和革命群众造成混乱），能解释就解释几句（机会甚少）。不过解释效果也不大。”另一方面又不愿我们牵连其中，特别是在一次斗争大会上得知妈妈已被迫害致死，他在信中嘱咐我们：
“现在你们都还小，都还没有独立生活过，就失掉了妈妈，爸爸又不能跟你们在一起，而有些人，我想在目前也不敢同你们接近，你们是处在最孤立最困难的时刻，你们应该怎么办呢？想得开，挺起胸脯，好好生活下去。”
“我今天想向你们讲的是，希望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情而过分操心，一则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情况，二则操心也毫无办法。恰恰相反，你们倒应该在这非常突然、非常困难的时刻，为你们自己的前途、前进闯出一条正确的顺利的走得通的道路出来。”
“我要辩驳，这是一回事，这是我的事。而你们则只应该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如果党给我作了结论，你们不要管我接受不接受，你们就应该相信党的，按党的意见办。”
爸爸甚至说：“如果你们真正了解了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就应该勇敢地站起来批判我。”
多年后，一次我与爸爸聊起《牛虻》这部小说，记得老人家曾表示出对蒙泰里尼神父的鄙夷不屑，原因是这位神父在抉择是否去罗马当红衣主教时，内心十分矛盾，但他解决矛盾的方法竟然是将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儿子，让儿子为其选择。当时我还有些不解：为什么爸爸偏偏注意到这个我认为不大起眼的情节？今天回想起来，爸爸这辈子于公于私从未推卸责任，有的总是一份担待，无论这份担待多么沉重！难怪人们评价爸爸“软心肠、宽胸怀、侠肝胆、铁肩膀、硬骨头！”
1967年初，由我二哥（薄熙来）执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1979年还给我们），并送去一些日用品。6月30日，爸爸写回信：“6月15日收到送来的东西，有夹被、棉被（是坌坌的，你盖什么？）、药品、食品、凉席，零碎用品很多（你们有小单子，我在上面签了字，说退给你们了）。东西都是适用的，但我有一点意见。以后经济会更加困难，家中有的东西（如上次送来的咸菜很好），可以送些来；千万不要再花钱给我买吃的东西了，此间伙食尚好，可以过得去。”（坌坌，即大哥熙永的小名）
8月1日爸爸写信：“今天又到取粮票的时候了，同时想取下列东西：我的两个月的粮票、家中腌的咸菜（上次送来过一小罐）、酱油一瓶、陈醋一瓶、万金油或万生油一、两小盒、牙膏一筒、白线和蓝黑线少许。”
爸爸之所以要万金油，是因为他当时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常头晕目眩，有时甚至天旋地转从椅子上摔下来；之所以要些线，是因为在批斗会上爸爸的衣服常被扯破。后来我们了解到，实际上爸爸在狱中每顿只能吃到一个窝头、一碗盐水菜汤。爸爸为了顽强地活下来，一点饭渣都不剩，掉到地上的也要捡起来吃了。他曾对专案组说：“我要努力挣扎使身体顶住，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写出来。为了把身体搞好一点，我要多吃饭，我要求你们给我买点醋酱油吃，刺激胃的消化，不知是否可以？”（结果是“没有答复他”）。我们送的那瓶咸菜是他唯一的奢侈品，每天数着吃几根，直到长了白毛，还是洗了接着吃。我们没能给老人家送更多的东西，爸爸是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里孤军奋战，九死一生！（老人家曾数次心肌梗死，昏厥过去）1977年，在给我们的信中，爸爸写到“‘希望与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