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作者：孙兴盛
主 题 策 划
我们文艺部典型报导的主题，根据广大团员青年最关心最突出的问题，先拟定了两个：一个是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青年英雄人物，决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鼓与呼；一个是宣传报道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反映广大青年为四化建设无私奉献。应该说，这两大主题都很不错，都反映了党心民心和时代潮流。但比较而言，更为紧迫、更能震撼人心的，还是报导“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人物。社会各界早有强烈要求，但都被“两个凡是”禁锢压制，全国所有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敢碰，这肯定是个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们青年刊物敢于赴汤蹈火，大声疾呼，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宋文郁激动地拍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已是时代潮流，我们首先要抓住这个时代大潮，我们编辑记者要敢当大潮的弄潮儿！”
编委会上，各部门汇报方案和题目时，我们文艺部的“天安门事件”英雄典型，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和支持。评论部也抓到一篇重要言论——《破除现代迷信》。这篇文章，原是写给《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没有用，评论部敏感地看中这个题目。关志豪、王江云亲自向作者详细介绍了青年们当前的思想状况，一起分析研究、重新构架、多次修改，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改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现实性、针对性很强，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耀邦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当时已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一直关心着《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1978年7月5日，编辑部分别给耀邦同志和原团中央书记处老领导胡克实、王伟和邢崇智等同志写信。信中恳切地说：“各地对《中国青年》复刊期望很大，我们感到压力。希望和领导同志近期面谈一次，听取指点。”
耀邦同志尽管很忙，但第二天就回复说，同意面谈一次。7月7日上午，关志豪带着复刊筹备小组同志登门拜访。这次来到耀邦家，看到耀邦同志虽然很疲累，却精神昂扬、热情招呼，大家感到格外亲切。
在汇报第一期的设想和要目时，谈到《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耀邦同志十分赞同。他说：“你们要用通俗的办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来撰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的东西。过去总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论述阶级斗争，现在有的同志文章写出来自己都不懂，或者不联系实际。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什么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那是吹牛皮，忠于个屁！”
谈到典型宣传时，我们汇报了两种方案，耀邦同志表示这两方面的先进青年都应该宣传。他说：“要优先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一年都宣传不完，你们可以开设一个栏目，叫反‘四人帮’青年英雄谱，复刊后可以连续报道，开出名单来，报道10个20个都不算多，这才能反映出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风貌。当然，要搞确实。要引导他们继续前进，不要捧杀他们。”他又说：“杂志不要像《人民日报》那样，站在全民的角度来批‘四人帮’。要搞那些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典型，批判‘四人帮’对青年的毒害和危害。究竟是谁爱护青年，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讲到这里，耀邦同志沉默一会儿，突然问：“那个张铁生现在怎么样了？归根到底还是个受害者。有一个对他们怎么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能不能把这些害群之马中的大多数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整整一个上午，耀邦同志既有批评又有鼓励，特别是出主意开辟“反‘四人帮’青年英雄谱”专栏，要从抓具体事例、具体典型入手，给我们很大鼓舞和启示。
为了集中较大篇幅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人物，宋文郁还提出发一组《天安门革命诗抄》相配合，造成较大的宣传声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造舆论。由此，我们很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宣传方案。
寻 访 英 雄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组织，决定10月中旬召开共青团“十大”。团中央“十大”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杂志定于1978年9月11日正式出刊，迎接共青团“十大”。这样，我们文艺部从确定报道线索到采访写作和编选《天安门革命诗抄》等多项工作，必须都在短短20来天的时间里完成，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我们4人只有“多管齐下”，我负责跑人物线索、采访典型；陈端民负责跑“二外”找“童怀周”，编选《天安门革命诗抄》；宋文郁抓总，陈汉涛协助，重点放在典型报道上。正值暑热天气，大家全力以赴，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复刊第一炮必须打响！
“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众多，选好采访报道对象至关重要。北京市公安局作为当时执行关押的机关，肯定掌握全部情况和线索，可公安局的同志明确表示，被捕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都先后释放了，由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明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至今并未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向贵刊提供任何情况和线索，希望能予以谅解。我们走访了几个单位，都以同样的理由婉言拒绝了。
到哪儿去寻找英雄线索呢？经陈汉涛辗转努力，《人民日报》群工部王永安向我们推荐了几个人物的线索，我们先选定共青团员韩志雄作为第一期的采访对象。韩志雄是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机械队青年工人。在房修二公司党委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韩志雄和他的父母，以及他狱中的同牢难友王雷等。
我们一边采访，一边开始构思这篇纪实报道怎么写。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党中央没有改变定性。我们要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真相，呼吁彻底平反，必然会触犯“两个凡是”的“天条”禁令，即使我们不怕冒风险，但问题是怎样通过重重审查关，得以顺利发表出来，发表后又经得起各方面的检查和挑剔呢？于是，我们绞尽脑汁，周密策划，分段执笔，巧妙“包装”。
通篇报道，我们既要写“天安门事件”，又不能出现“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大标题是《革命何须怕断头》，用的是革命先烈的诗句，副标题是“记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青年工人韩志雄”，都没有“天安门”三个字，但题头画是勇士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张贴反“四人帮”诗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地方，却抓不住什么把柄。这样绞尽脑汁，反复推敲，大家都觉得无懈可击，这才送社领导阅后排小样。
按照我们的整体设计，还要编辑一组《天安门革命诗抄》。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也是被“四人帮”定性为“反动诗词”，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天安门广场抄录和收集，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粉碎“四人帮”不久，他们就用共同笔名“童怀周”，即“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编辑，自费印刷成书，颇受广大群众欢迎。宋文郁、陈汉涛和陈端民三次走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同“童怀周”的代表李先辉、汪文风、白晓朗等同志商谈。“童怀周”的代表首先提出：“你们敢不敢发表这些诗词？你们敢发，我们就编！”宋文郁坚决地回答：“当然敢发，才来找你们。”为了顺利通过审查，我们也进行了巧妙“包装”，我们没有采用《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题目，而是改用《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但在大标题左侧占三分之二字段置的题图，画的是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群与花圈的海洋；右侧署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并突出“童怀周”的名字，“童怀周”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