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作者：孙兴盛
拒 绝 陷 阱
《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一直以“站在新时代最前列”为己任，深受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重视，毛泽东主席曾在1939年、1948年和1965年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团中央就被冲击。1966年8月13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操纵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批判团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改组”；3天后的8月16日，《中国青年》便被迫停刊。1969年初，全社“一锅端”，下放到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
20世纪70年代中期，党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恢复出版《中国青年》杂志。除调走的一些老同志外，杂志社的原班人马陆续从团中央五七干校（当时已迁至河南罗山县）抽调回京，成立了《中国青年》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是胡耀邦的原秘书、团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李彦，副组长是《中国青年》原副总编丁盘石，成员还有总编室原主任丁有和、原团中央组织部关志豪和青年社赵喜明等同志。停刊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复刊，大家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怀着对《中国青年》的深厚感情，积极投入筹备工作。我当时算是编辑部的“小字辈”。然而，谢静宜当时任团“十大”筹备组组长，对宣传治理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毫无兴趣，使得复刊一拖再拖，十分艰难。
1975年8月的一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突然通知，组长谢静宜要紧急召见复刊筹备领导小组。当时，丁盘石和赵喜明已调走，李彦和丁有和又出差在外，家里只有关志豪，他急忙赶到清华大学谢静宜办公室。刚落座，谢静宜就开始发话：“小关，你们马上作好准备，第一期《中国青年》要在10月出刊。刊物的主要内容是重登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问》。你们要写好一篇社论，从阐述毛主席倡导的青年要与工农相结合入手，论‘教育革命走出去难，走回头路很容易’，现在有人就是要走回头路。”
那天天气很闷热，关志豪感到很突然也很紧张，虽然不知道谢静宜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但他明白这是有来头的，是冲着邓小平去的，非同小可，便机敏地回答说：“筹备小组的同志们都不在家，让我回去先传达精神，消化消化，作些准备。”回到社里，关志豪设法通知李彦和丁有和赶快回来商量。大家都感到很突然，但一致认为，小平同志抓治理整顿是对的，教育界的整顿是有成效的，不整顿，还是停课、停产“闹革命”，国家就没希望了。大家商定共同负责：《中国青年》决不能用“批邓”来换取复刊。但是，硬顶不行，若不答应照办，谢静宜决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大家商定一个计策，对谢静宜布置的“硬任务”来个“软磨硬拖”，专门成立一个“社论写作小组”，故意把社论写得达不到她的要求，一次次上送，一次次修改，拖“黄”了事。
眼看到了规定的复刊时间，社论改了好几稿总写不好，谢静宜急了，把李彦和关志豪又叫到她的办公室，发脾气了：“社论你们就不要写了，我这里已经有一篇，是‘梁效’写的，你们照登就是了。”说着，她拿出社论文稿，还有几篇工农兵学员写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稿子，要求配合着一起刊登。
这一下，把《中国青年》逼得无路可退了。关志豪急中生智，说：“谢静宜同志，《中国青年》就要正式复刊了，还是请‘十大’筹备组给作个规定，哪些稿件杂志社可以自定，哪些要送‘十大’筹备组审，哪些应送中央有关部门审，哪些得送中央政治局审；比如社论，是否要送政治局审？”李彦也说：“是呀，过去都有明确规定，这是发稿程序、组织原则问题，我们也好遵循。”
谢静宜一听就火了。她知道这是有意刁难，社论要送政治局审，实际上就是要送邓小平过目，于是气恨恨地说：“你们还有什么？提出来就是了！”那天，双方不欢而散，10月复刊也就搁浅了。
指望《中国青年》不行了，“四人帮”急不可待地将“梁效”写的那篇“社论”， 即《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改由《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立即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邓小平、胡耀邦、周荣鑫等许多老领导再次被打倒和批斗。《中国青年》杂志也被列为批判重点，让团“十大”筹备组专门给李彦和关志豪办“学习班”，批斗审查。特别是批斗李彦，无中生有地追查《中国青年》写不出社论、复不了刊，是不是耀邦同志在背后指使，要挖出黑后台。所幸的是批斗了几个月，“四人帮”就垮台了。
在清查“四人帮”时，关志豪曾抽调去参加专案组，到秦城监狱提审谢静宜。关志豪回忆说：“那天，谢静宜穿着件黑衣服，问她关于《中国青年》1975年10月复刊的事，她承认这是“四人帮”的意思，就是要利用《中国青年》复刊发起批邓。”真险啊，当时要掉进这个陷阱，整个杂志就彻底毁了。《中国青年》凭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政治敏感和道德良知，化险为夷，没有玷污这面革命的战斗的光荣旗帜。
激 情 复 刊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决定《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要积极准备，在团代会前后陆续复刊。当时，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的李彦、丁有和已调走，由关志豪和原编委兼思教组组长王江云负责主持，再次启动复刊工作。我们文艺组正式改为文艺部，主要任务是纪实报道当代青年中的英雄模范、先进典型，发表青年创作或反映青年题材的文艺作品。文艺组当时只有4位同志：宋文郁，陈汉涛，陈瑞民和我。主任是宋文郁。我们想法相同，配合默契，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的集体。
《中国青年》即将复刊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老朋友、老作者、老团干、老读者，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和支持。他们在这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关注《中国青年》亮什么旗、迈什么步、以何种面目重新出现。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是要“吃透两头”！这是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形成的传统作风。“吃透两头”，即为吃透下面青年的实际情况和吃透上面的中央精神。
5月间，全社兵分七路，前往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辽宁、吉林、甘肃、陕西、四川、湖北等10余个省市调查研究，先“吃透下头”的真实请况。七路人马回来向全社汇报、汇总分折，突出感到各地各界团员、青年有许多想法、疑惑惊人相同。大家最强烈的愿望和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都非常痛恨林彪、“四人帮”，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求重新正确评价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广大蒙冤青年平反；一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搞运动和“阶级斗争”，一心一意搞好四化建设。但同时，大家在思想上，又有许多矛盾和疑惑解不开，令青年们十分苦恼。这主要集中在“两个凡是”的禁忌方面，一方面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些都是毛主席在世时发动和定性的，能否定吗？
而要吃透“上头”的中央精神却很难。从1978年5月起，各大报刊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是又听说“上面”明确要求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上头”的精神让人很难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