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邓小平与对苏“葬礼外交”
作者：李景贤
安德罗波夫全神贯注地听完李凤林的翻译后说，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十分感激。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代表团住处，同李凤林核对黄华特使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中国特使在这一特殊场合中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与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黄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相对来说，这个级别并不算高。但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特使摆在相当重要的来宾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以此为契机，能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
中苏两国外长的会见定于11月16日16时在苏联外交部开始举行。这是20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在交谈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苏中关系。
在会见中，黄华外长着重谈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消除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要苏联领导作出政治决断。对此，葛罗米柯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就说，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免谈。他还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听后立即回敬了这样一句：“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反复交锋了好几个回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会见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结束。随后，葛罗米柯走出会见厅，经过二三十米的长廊到达电梯后，才与我外长握手道别。陪见的一名苏联官员悄悄地对我说，葛外长送客如此客气，是很少见的。
中苏两国外长这次会晤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它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乌云密布”转“阴”再转“晴”。
晚6时一过，黄华外长一行的车队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驻苏联大使馆。到了使馆，黄外长对大家说：“这次班机来，班机回，在莫斯科一共要呆三天半。现在时间过了一大半，小平同志交办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将去‘星城’参观，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放松放松。”他还说：“看介绍‘星城’的材料，它的正式名称叫‘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听使馆同志说，这个地方目前对外是不开放的，可见，这是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礼遇。”接着，黄外长问是否已经准备好献给世界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纪念碑的花篮，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说，我们前天给勃列日涅夫献的花圈是用鲜花做的，又大又好，摆在圆柱大厅，显得特别醒目。
接着，黄外长指出，刚才与葛罗米柯的会见，是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他让大家简单议一下对苏联外长谈话的看法。还没等大家开口，黄华就先说：“看使馆写的材料，我国外长已经整整20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上一次是陈老总来的，那是1961年夏天，他参加完老挝问题日内瓦国际会议后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葛罗米柯要与他见面。”黄外长有点激动地说：“两大邻国，鸡犬之声相闻，却20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何等的不正常！”还说，“使馆的同志告诉我，陈老总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同大家见面，阔论世界大势的。20年之后，我这个中国外长来到了莫斯科，现在又到了大使馆。同志们，这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虽晚矣，我内心还是很兴奋的。”
随后，黄华的陪同人员谈了对苏联外长下午谈话的看法。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葛罗米柯的观点，与苏方最近在第一轮中苏政治磋商中所持的立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避重就轻，只触及“皮毛”（指只谈具体双边交往），而不愿碰到“血肉”（指不谈中苏之间的“三大障碍”）。
——安德罗波夫上台伊始，在对外方面，无论对美还是对华，大体上会维持原状，短期内难有大的作为，而且此人体弱多病，不可对他期望过高。
——在“三个障碍”中，越柬问题最难，苏方有可能一直硬顶下去，要有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葬礼外交”的延伸
年过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肾功能已接近于严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这顶“沉重的帽子”（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语），是出于无奈，并非“领袖欲”使然。在老一点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帅才稀缺，即使有个把，也无意挑起“党魁”这副重担。而“克里姆林宫新星”戈尔巴乔夫此时才51岁，尚显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经几年了，一直主管农业，未见有大的建树，一下子还难以压得住一个大党、大国的阵脚。
在苏联广大老百姓当中，大多数人对安德罗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别是盼望这位长期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新领导人，能用“铁腕”来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联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万里副总理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苏方给他以高规格的接待。苏共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在集体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与万里副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接任总书记一职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举行了正式会见。这是中国领导人事隔20年后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当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在两次会见中，双方在坦率、求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说到对苏联的“葬礼外交”，我还想起一件让我思想开窍的往事。从1982年10月起，我们谈判班子的几个人，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政治磋商。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时间。对这种徒劳无功的“马拉松式”谈判，我们常常流露出不耐烦情绪。钱副外长得知后总是想方设法开导我们。其中有一条理由，我觉得讲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三次派领导人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曾有过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总理语）。正是它撬开了中美关系的“紧闭之门”。小平同志1982年11月发动的对苏“葬礼外交”，标志着中苏关系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的转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三年半之后，终于下决心解决 “三大障碍”问题。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这一转折成为势不可当的“浩浩大潮”。苏联解体以后，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造福于两国人民。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