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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对苏“葬礼外交”
作者：李景贤
对“绝唱”的回应
新中国一成立，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考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苏联也因内政外交上的需要，给了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从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两国关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中苏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反常局面，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是中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两个伟大邻国关系发展之必然。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重大决策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提供了扎扎实实的依据。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当时在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苏关系的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扭转中苏关系恶化局面的重要性，于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几次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对华关系是讲话的核心内容。这篇讲话虽然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与勃列日涅夫前几次泛谈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相比，有新东西，而且有质的不同，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这种正面表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还是头一回。
邓小平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 坚决拒绝他对中国的攻击，强调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
我当时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参加了这次发布会。由发言人发布新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条消息通过电波很快就传到世界各地。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间位置发表了上述三句话。30日，苏联《真理报》为此也刊登了一条消息。
中国外交部首任发言人的首次“发言”，与我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显然不同，短短三句话77个字，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有外电评称，对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苏两党两国“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世界面貌将会为之改观”。
钱其琛1982年5月当上主管苏联的副外长后，曾多次同我们谈起过小平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大行动”的缘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世界范围内的战、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的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他便把缓和中苏关系一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勃列日涅夫“3·24”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于是，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遇，迅速作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发表“3·24”讲话过了230天之后就去世了。这一讲话后来被人称为勃氏“绝唱”。这一“绝唱”和小平同志对此所作的回应，有人则称之为邓勃之间的“间接对话”。
两步“高棋”
小平同志对勃列日涅夫“3·24”讲话作出迅速回应后，又采取了一连串后续行动。1982年4月16日，他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8月10日，又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这两个举措意在推动苏联最高领导人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子。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在当年秋天，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还及时巧妙地把握住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走了两步“高棋”。
一是派特使参加葬礼。常言道，世事难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当时，我第二次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才不久，任二等秘书，主管对外联络工作。11日晨6时刚过，我像往常那样，打开了苏联央视一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简直把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框着黑边，讣告已快读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在4天前，即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时，勃列日涅夫还好好的，在列宁墓上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紧接着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当时，使节们排着长队向他敬酒，他很高兴，显得很精神。据苏联人说，那天零下十五六度，他是冻出来的病，76岁的老人心肺受不了，没几天也就过去了。
杨守正大使让我立即向外交部报告。我通过政府高频电话（即“热线”）很快就与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联系上了。对方说已看到了塔斯社播发的有关消息，让使馆密切观察事态发展，尽快报回有关情况和看法。
使馆不少人觉得，可借机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扩大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间接对话”的成果。但也有人认为，在中苏关系仍恶化的情况下，尚难以迈出这样的一大步。
11日傍晚，使馆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事发来的三项决定：（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我们很快就获悉，这些决定都是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作出的。这是老人家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手笔”。
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地，苏方先后得到了这条正式消息。苏联人对此的反应是：没有想到，但并非不可预料。
读了国内的来电，我和使馆的同志们感到很振奋，几个既令人伤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近20年来第一次就一件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我国领导人十七八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我国领导人13年来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12日上午，国内通知使馆：黄华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员有4人——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和外交部苏欧司的负责人。国内还让使馆派3人协助代表团工作，并指定我担任代表团联络员。
二是特使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14日清早4时（莫斯科时间，下同），黄华特使一行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6时许，国内通过明码电报发来了黄华特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我们很快就得知，我特使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被海外华人誉为“大陆文胆”的胡乔木拟稿。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