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作者：王文耀 王保春
江青说：陈伯达比毛泽东谱还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社会上较乱，组织上出于安全着想，为他配备了一辆苏制保险吉斯车和一辆国产红旗车（这些车都属中办车队管），当然他原来坐的那辆灰色吉姆车还在。另外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因工作出去办事，就临时从红旗杂志社司机班暂借一辆米色的伏尔加小车用一下。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也坐过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陈伯达当时就愣了，说：“我，我哪儿有那么多车和厨师，我怎么不知道！”他散会回来后，很不高兴地问我们，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车和厨师。我们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仔细一想，情况也不完全对。陈伯达原来坐的是1辆吉姆车，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辆车，1辆保险吉斯和1辆红旗车。保险吉斯车他只坐过一两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显眼，让人退回去了。红旗车起初也说太大不愿意坐，后来换了1辆小红旗，开会时常坐。厨师，陈伯达原来住中南海迎春堂时，是不要厨师的，吃饭是工作人员到甲区的西楼特灶食堂打饭吃。1967年，因刘叔晏（陈伯达的夫人）怀疑有人爬她家的墙，让公安部的人进去查脚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赶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以后，组织上给陈伯达配备了1名厨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陈伯达自己就住在了钓鱼台十五号搂。同时住在十五楼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关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按照钓鱼台原来接待外宾的习惯规定，住在哪个楼，吃饭也就在哪个楼里。陈伯达住的楼里有3名厨师，特级厨师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另外两位给文革小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做饭。这是当时按接待外宾的做法，还未改变。江青可能将这3名厨师和陈伯达新建胡同家中的那位厨师算在一起，陈伯达就有4名厨师。
陈伯达对此极为在意，提出不要厨师，说原来就没有厨师，要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或者打饭回来吃。后来钓鱼台改为各楼就给首长一人做饭，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十七楼去吃饭，十五楼就留下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陈伯达心里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说饭菜不好吃，味道像饭馆的菜饭，说是说还吃些。其实他并非对宋师傅本人有意见。宋师傅看到陈伯达常剩下饭菜，知道他对饭菜有意见，便当面征求陈伯达的意见，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陈伯达对宋师傅说，你做饭的技术很好，很辛苦，表扬了一番。同时又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吃不惯这样好的饭菜，喜欢吃普通的饭菜。宋师傅也向我们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很诚恳地想改进工作，其结果还是一样，做好的饭菜，陈伯达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发出一号战备令时，陈伯达被遣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陈伯达平时吃饭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宋师傅每次做好香喷喷的饭菜送上去，鱼、虾原封不动端下来，倒了浪费，别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热一下再送上去。但陈伯达还是未动，照旧端下来。我们每次都劝，陈伯达就一句话：饭馆子味，不想吃。急得这位钓鱼台名厨宋师傅都要哭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常此下去怕影响陈伯达的健康，这可是大事。可能宋师傅也向钓鱼台的领导汇报过，觉得自己工作不好。其实，陈伯达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厨师，和江青斗气。
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装修好后，战备解除了，陈伯达搬进了新房，他吃饭还是如此，并提出请宋师傅回钓鱼台。我们说，宋师傅走了你吃饭怎么办？陈伯达说：“你们随便给我做点吃的就行了。你们忙不过来时，就让李玉元（管理员）做就可以。”我们也不好为难宋师傅，就请他回钓鱼台了。
李玉元是农村来的，做城里人吃的饭菜水平差了点，我们俩也就常抽空去做饭。三个人中就王保春还会做几个像样的菜，但偶尔为之还可以，长此以往可不行，其间闹过几次笑话。我们做的饭菜也比较单调，也就是鸡丝面之类的。陈伯达是福建人，爱吃鱼，我们就做红烧鱼什么的。一次，李玉元去供应站采购了一只宰好的鸡，拿回来洗洗就放锅里煮，熟了以后，老李准备把它切成丝，做鸡丝面。这时王保春去厨房看看，发现老李切的鸡肉丝怎么有黑色杂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块鸡肉上，有个像橘子样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再仔细看发现，老李煮的鸡没有取出鸡嗉子，将鸡嗉子里鸡吃的杂物当肉切了。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把它做到饭里。还有一次，李玉元给陈伯达学做了一条红烧鱼。陈伯达开完会回来正饿，听说老李做的是红烧鱼很高兴。李玉元非常高兴地将自已得意之作送了上去。这时王保春有事去向陈伯达汇报，一进门，只见陈伯达和平时一样，边看书边吃饭，吃得正香。陈伯达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条红烧鱼身上捅来捅去，鱼皮都剥得吃光了，可是鱼肉和鱼骨、鱼刺怎么也分不开，鱼肉还露出红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问题，便对陈伯达说：“您别吃了，那鱼好像不熟，再去烧一下吧。”陈伯达看不清楚，还固执地说：“嗯，没关系。”王保春赶快将鱼端到厨房，又回锅烧了一遍送上去，陈伯达才算吃完了这顿饭。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因为感冒，中央开会他请假没有去。周总理很关心他，同时也知道他让宋师傅回钓鱼台去了，没有厨师做饭，便给陈伯达打电话，批评他说：“你让厨师回钓鱼台是不对的，怎么能让秘书们你做饭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你这样把身体搞坏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周总理同时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还是要找个厨师来给伯达同志做饭，要注意他的身体才是呀！”当时陈伯达正患感冒，周总理介绍了他自己对付感冒的办法。他对陈伯达说：我有时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灵的，不妨你也试试看，少喝一点。”陈伯达告诉我们，他也想试试总理这个办法。我们就为他买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发起烧来。其实他和总理不一样，总理平时参加宴会多，还可以喝一点酒。而陈伯达平时一点酒不沾，所以他说：“总理好意向我介绍他的经验，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
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江青对陈伯达说：
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