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作者：王文耀 王保春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