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作者：王文耀 王保春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
痛斥江青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江青向陈伯达怒摔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下，水洒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边服务员听见了进来看见，就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用纸包上了。”陈伯达还说，过后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后悔。
这些东西带回来以后，陈伯达又怕江青找他的麻烦，不知放到哪里才好，就交给王文耀处理，并且说扔掉，别扎着人。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边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么办？不能丢，丢了江青要时拿不出来就坏了；可是不扔，她又会说你还留着干什么。王文耀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留着好。当天晚上，王文耀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楼门前小河边的松树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揍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善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陈伯达生气地走出会场，在走廊里转了一圈，又准备进会场，刚走到门口，周总理出来见到陈伯达说：“你还回来干什么？！”陈伯达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便转身出门，回自己的住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