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
作者：李 琼 口述 董洁心 整理
艰 难 的 岁 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一家人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我和五个孩子往往需要比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或中伤。
扬帆被捕之后，我首当其冲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没有回原来的公安系统，而是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我不得已离开为之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光体现在我身上，也同样落到了几个孩子身上。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
扬小舜是六六届初中生，当时“上山下乡”的口号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那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个工矿企业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龙江和市郊农场。当时，小舜看到班里其他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只有她一直没有拿到。她就到学校去问，学校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因为你这个情况，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经退回街道了。”小舜听了这个话虽然伤心，但是她想就算档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还会给安排工作。于是，她一直等着。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兄弟姐妹都插队落户了，妈妈又在干校，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扬小舜一个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扬小朝也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证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这还不是最伤害她的事情，让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
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回城的机会不多，有谁从上海回来大家都很开心，都要去问问上海什么情况。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你们要听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果然很生动，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
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孩子们受了委屈还能对妈妈哭诉，而我又能向谁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孩子小，我周围也没什么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没地方诉说，连哭也不能随便哭，怕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只得在孩子睡觉以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泪一擦，还得高高兴兴地上班去。生个小病也不敢请一天假，怕受批评，小毛病自己都忍着，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很乐观，唯恐人家说我情绪不好，是对抗组织，这顶帽子我戴不起。
痛 苦 的 决 定
时光荏苒，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这10年中，家里经受了许多打击，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
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关键时刻。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这样不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好，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比较有利。当时我的答复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做好工作，第二条是把孩子养大。至于扬帆，我随便他是什么问题，我早就不考虑了。但是叫我去离婚，到法院去起诉、开庭，这一套我做不出来。”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过了几天，法院果然派来一个女同志到我的单位，给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没法说明白，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了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和扬帆离婚的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了。
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
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年纪还轻，孩子又小，我们变成“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过。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特 殊 的 重 逢
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在我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扬帆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近20年。岁月无情，我的满头青丝早已成为白发。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另外一个同学来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江青，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小朝得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
当时，扬帆和我的几个孩子听从我的吩咐，分别从各地写信到中央的几个部门，打听父亲的消息。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