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
作者：李 琼 口述 董洁心 整理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把我叫到后台，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他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没想到，扬帆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
生离之后是死别
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在这几个月中，扬帆在头一两个月之内还来过四五封信，都是经过公安局转的。他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问问家里老的好吗，小的要当心，再就是问问我身体怎么样。讲到自己，只说组织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具体在什么地方，查他什么问题，一句不提。当时，我的回信也是通过公安局转去的，到了第三个月开始，就杳无音信了。
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后，我很伤心。两位老人是1950年来到儿子家的，到扬帆的父亲1955年去世，我们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的扬帆，待遇不错，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扬帆坐的，一部是警卫的。虽然有两部车子，但是4年多时间，扬帆从来没有用车子带我们到公园玩过一次，或者带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因为扬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他对父母永远的愧疚。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如果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到了这时，儿子已经连着3天发高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也顾不上吃晚饭，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