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
作者：李 琼 口述 董洁心 整理
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这个朋友，当时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党，关系一直很好。那一年，她因为工作到上海来，顺便看望我。她问起扬帆的消息，我说仍然没有消息，各个地方都去打听了，都没有回音，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解都不知道了。她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以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
漫长的25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农场。25年的分离之后，会有怎样的相见？然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
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称得上家具的，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和我记忆中的扬帆完全是两个人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在监狱里青光眼发作得不到治疗的后果。
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
在看望扬帆的路上，我曾设想过种种糟糕的情况，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我和儿子知道扬帆听指导员的话，就请指导员陪同一起去说服。好不容易有机会跟扬帆说上话，讲以前的事情，关于他父亲、母亲的事情，想用家里的情况勾起扬帆的回忆。然而等我讲完了以后，扬帆说：“你们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还不容易吗？”还是不承认我们。
当时，有人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以此来说服扬帆。由于扬帆的一只眼睛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仔细看了看介绍信，说：“公安局的公文，从来就是用毛笔写的，你这个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笔写公文的时代。
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
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
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亲情唤回扬帆
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
当扬帆听说接他去上海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问题只有北京才能解决。”当时大家没有办法，也不敢强迫他，只好骗他说，就去北京，把他骗上飞机再说。等到上了飞机，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问扬帆：“老扬，我们到哪里了？”扬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桥机场了。”这位同志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扬帆说：“刚刚飞机上的报话员不是说了吗？”
虽然扬帆知道并没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没有吵闹，几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跟着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静地下了飞机。
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扬帆当时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
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在扬帆的床边坐下，轻声对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