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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风风雨雨
作者：朱安平
鲁彦周冒险写“反右”
鲁彦周1928年生于安徽巢湖之滨，因家庭生活清贫，高中没有读完便辍学，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并走上文学道路，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起从事专业创作，曾创作饮誉一时的独幕话剧《归来》、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等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注意反映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一方面也坚持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鲁彦周接连创作出包括《天云山传奇》在内的多部颇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小说《天云山传奇》的酝酿始于1978年底至1979年春，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蓬勃开展，冲破“两个凡是”僵化教条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其时正在北京参与电影剧本《柳暗花明》最后修改定稿工作的鲁彦周，亲身感受到社会处于巨大转折之际所特有的激荡热烈气氛。他常常在晚上从所住的北影招待所乘坐22路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旁听在那里进行的大辩论，观看张贴在西单的大字报。尽管回去往往已是午夜，鲁彦周却丝毫觉察不到天气很冷，反而深受正在涌动的反思历史潮流感染，心里热乎乎的，与一些来往较多的文艺界人士议论起来，大家也都是慷慨激昂。
这一切使鲁彦周敏锐地意识到，正在走向深入的拨乱反正给社会变革带来了希望，国家形势和个人命运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笔为转折年代留下点什么。这样，一个虽粗浅却很强烈的意念由此产生：通过文艺作品歌颂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一些阻扰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人；同时写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通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告诉人们过去的某些错误再也不能让它发生了。他很快作出决定：写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而且就从“反右”开始写。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他坦言：“我认为历史走到这一步，必须进行总结了，历史进步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我觉得我可以把过去所思考的东西写出来了，可以冒这个险了。”
之所以要从“反右派”开始写，是因为鲁彦周深刻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极不正常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他就曾亲眼看到一些有才华的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看到幸福的恋人们流着眼泪在强大的压力下分手，当然也看到一些人依靠一次又一次运动飞黄腾达。后来写入《天云山传奇》的，就是鲁彦周所熟悉的人和事。被认为名曰“传奇”所在的冯晴岚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奇女子”，是他60年代初在安徽岳西县挂职担任公社书记时亲自遇到的一个原型。当时，他背着包在大山里面踏访，饿得受不了时突然看到几间茅草房子就奔了过去，看到一位小学女教师，深谈中得知原来她是从城里来的，她丈夫出去砍柴了，是个搞地质的知识分子，正在被监督劳动。鲁彦周问她为什么嫁这个男人？她说：“他是个好人。社会上、组织上把他当反革命，我不把他当反革命，我就认为他是难能可贵的人。不管怎么受苦，我都爱他。就是一直在大山里面呆着，我也心甘情愿。”鲁彦周吃了她煮的山芋，也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不已。而像罗群那样有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双重身份，年轻、正直、比较有思想的人，“反右”时因坚持自己意见、敢讲真话吃大亏。类似吴遥之类的人整起人来从不手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虽也挨整成了“走资派”，但他从不自我反省，总认为自己被整是冤枉的，而自己整别人则是正确的。当然，鲁彦周作品中的人物已经过加工艺术化了。
所谓“冒险”，是因为《天云山传奇》是最早触及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这一问题的小说。在写作这篇小说之时，全国范围为错划“右派”平反尚未正式开展，然而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基层生活的丰富见闻、为促进社会进步承担职责的应有良知，驱使鲁彦周于1979年初动笔，仅仅20多天就完成了小说初稿。
虽然鲁彦周开始并没有对外透露自己的这一创作想法，但是作品出来后还是碰到好心人的告诫：“你这种构思以及你所要表现的人物涉及到‘反右’斗争，这既不是‘四人帮’也不是林彪死党的问题，现在连短篇小说都还没有接触到这类问题，你冒这个风险有什么必要？”对于这种告诫，他曾坦言：“我思想上也不是没有触动，但我是党培养多年的作家，知道什么是对党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我相信我可以掌握，何况我写的是人，并不是对运动的政治总结。”他认为，文学也好，电影也好，都有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并影响生活的任务和功能，真实是它们的生命。作品里所写的是自己眼前活跃着的人物的命运，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命运不是个人的，因此表现他们就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苦与欢乐，从他们身上正可以发掘一个作家应该发掘的生活的真理，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呢？因而当安徽筹办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杂志，陈登科和鲁彦周等相约每人拿出一篇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稿子时，他毅然将《天云山传奇》出手，公开发表在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创刊号上。
谢晋顶着“压力”拍片
小说《天云山传奇》尚未公开发表，就被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石方禹看中，并且敦促鲁彦周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厂长徐桑楚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特地派了一位老编辑专程到合肥具体洽商。尽管鲁彦周早已是文学、电影剧本两栖作家，并有显著成就，但仍将改编作为再创造过程精心对待，除了根据视觉艺术特点对原著的冲突、结构、情节等进行“电影化”，更多地在人物塑造上花力气、下工夫，加强和丰富感情、心理、行动等方面描写，力求更加深刻、细腻、精致。
剧本初步通过后，先以《风雨杜鹃红》为名发表于上海的《电影新作》1979年第5期，正式拍摄时又恢复原名。上影厂曾征求鲁彦周意见由谁来导演，他毫不犹豫地首推谢晋。因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就曾有约，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合作拍一部片子。鲁彦周的提议与上影厂领导的考虑不谋而合。当时谢晋正在拍《啊!摇篮》，厂里为此推迟了《天云山传奇》的开拍，以便谢晋接手。
让谢晋来拍《天云山传奇》，的确是上影“知人善任”之举。早在1954年，谢晋就与长影的林农、北影的郭维作为30岁左右年轻有为的副导演，在电影界首批被提升为导演，能与在解放区多年从事影剧工作的“老革命”并驾齐驱，说明谢晋政治上颇受信任，业务上亦有过人之处。随后，谢晋接连拍出《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力作，这使谢晋当之无愧跻身优秀导演之列，也因而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磨难。更具特殊意义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谢晋因日夜赶拍《女篮5号》而未参加“鸣放”，幸免卷入政治运动，但他所参与的为贯彻“双百”方针而组成的创作集体——“五花社”却牵扯进去，正、副社长石挥、白沉以及成员沈寂被戴上“右派”帽子，石挥还被定为“极右分子”。谢晋与这些视艺术为生命的前辈或同辈有着深厚创作情谊，他们都曾为《女篮5号》拍摄出谋划策。这些现实之中“罗群”们的遭遇，在谢晋心灵留下的深深创伤和无尽思索不言而喻，《天云山传奇》对他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