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中国第一代农民大亨沉浮录
作者：邢军纪
“……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以(依)法办案，千万要注意，因破案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防止意外事情发生。我不知道，我不负责。”
天津市市委负责人面对禹作敏的来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15支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个猎枪厂，以往又发生过目无法纪的行为，觉得有必要向中央反映。中央的批示很快传达下来：依法办事!公安机关经市委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立即组织了400人的警力，在距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本来热闹非凡的大邱庄顿时被一种紧张的氛围所笼罩。
1993年2月17日上午9时，市公安局、市检察院、静海县负责人共9人到达大邱庄，向禹作敏说明来意，依法执行任务：公开张贴通缉令；对4名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搜查；对村内宾馆、招待所和万全公司等10余处案犯可能藏匿的地方进行搜查。
禹作敏当即表示：张贴通缉令和搜查都是不行的，这会影响生产和正常生活。他还质问道：“出动这么多警力不像是办案的。”最后，禹作敏干脆说，大邱庄这个官他不干了，没法干。村党委其他成员一听，也纷纷表示，要交上辞职信，不干了。
正在双方进行交涉时，外面突然拥进二十多个村民，围住了前来办案的9位负责人。
与此同时，村民们在村保安人员的指挥下，迅速调动了一批汽车、拖拉机、马车等，设置了重重路障，将通往大邱庄的路口全部严密封锁。并在各路口纠集了两百多人，气势汹汹，声音传出老远。面对迅速恶化的事态，为了防止与不明真相的村民发生冲突，市公安局除留下30名公安干警待命进村执行任务外，其余警力于2月17日晚撤回，并将撤回的情况通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常委、委员们。
禹作敏决定抓住“战机”，再干一下。2月18日上午9时，他召开全村大会。他在高音喇叭上说：“市局已在大邱庄四面八方布置了一千多部队士兵，还带着小铜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大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我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全部照发……我年纪大了，想退休了，今后，上面来了人，不要再找我了，我也不出面接待了……”
禹作敏一席话，说得数万群众顿时骚动起来。靠近办公大楼的人有不少已冲了进去。此时，公安部门的办案人员就在这座大楼里，有些人冲进会议室，对市县派来准备执行公务的几位领导同志进行围攻、质问和推搡。
事态越来越严重，2月18日晚10时左右，市长聂璧初明确表示：“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同志必须保证在大邱庄执行公务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市县几位同志的人身绝对安全，让他们返回静海县城，此事必须执行，不得有误!”
与此同时，驻守在庄外路口的武警在得知4名嫌疑犯下落不明的消息后，奉命全部撤离。他们走后不久，一张启事出现在大邱庄各个路口。
启事上这样写着：“因天津市向大邱庄派了公安武警防暴队员多达千名，我们不知原因何在，已造成停产，故谢绝参观，望谅解。请新闻单位的同志也给予理解。”
大邱庄的启事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迫于政府的威力。禹作敏于2月19日上午表示，执法人员可以进村张贴通缉令并对四名重大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搜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21日。禹作敏又以村党委的名义向社会各界散发了一份名为《天津市出动千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的材料。该文企图把阻挠政法机关正常执法，煽动群众制造事端的后果嫁祸于政法机关及政府。这份材料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由于各地宣传部门有效地控制了敏感话题，没有哪家报纸刊登此材料。然而大邱庄公然对抗政府的态度却成为1993年人们的热门话题，在社会上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发现这一情况后，天津市市委办公厅，于2月22日晚，电告静海县县委转大邱庄党委：“以大邱庄党委名义，发出这样与事实不符的材料是错误的。违背了党章规定的组织制度，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并追回已发出的材料……”
次日，大邱庄办公室“解释”说：“对电报中‘不符合事实’与‘违背党章规定的组织制度’的提法，我们很不理解”，“最好尽快给予答复，不然我们没法写情况”。
天津市委办公厅负责人遂又通过静海县县委给他们答复：“大邱庄党委对此应该清楚。必须按要求执行!”
几天过去了，天津市市委才接到大邱庄的汇报，说是已向有关单位发出收回这份材料的传真。但关于检查，报告中一字未提。
庄主之殇
权威人士说：“这事出在大邱庄虽不是个例，但仍令人震惊。”权威人士之所以讲“不是个例”，是有事实根据的。
1990年3月中旬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经理刘金刚说，禹作敏用数百万元公款为他的两个女儿在县城内盖了3栋洋楼。
这句话传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勃然大怒：“在社会各界都在参观报道的今天。岂容不和谐之音破坏大邱庄的歌舞升平?”他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让大家发表意见。党支部副书记张玉银说：“我看刘说的事情没有多大，不必闹得这么大。”禹作敏当时没说什么。会后。张玉银的所有职务便被撒掉，家也从别墅楼中搬了出来。
随后禹作敏下令查刘金刚的问题。结果查了两天。也没查出任何问题。禹作敏说：“刘金刚没有问题，不代表刘家没有问题，刘金刚的弟弟刘金会有没有问题?不用查了。勒令刘金会组织家庭成员开会，挖对我禹作敏态度问题的思想根子。”
不久，刘金刚四兄弟均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抓了起来。还有人来到刘金会家里，大肆搜查。将他的个人存折和现金全部搜去。
事情远没有了结。4月11日上午9时许。刘金刚之父刘玉田被禹作立拖到大街上，用棍棒、三角铁、带铁头的胶管残酷地殴打。刘父痛声哀号。惨不忍睹。围观的群众试图阻拦，却听禹贺田大声喊叫：“打死他!打死他我抵命!”
身为大邱庄党支部副书记的禹作章，目睹惨状，不但不上前阻止。反而劝阻愤怒的群众，让他们不要过问此事。
结果，光天化日之下，刘玉田被活活打死。
下午1点左右，禹作敏召开全村职工现场大会，他说：“刘玉田应该早死。他死得太晚了。死有余辜……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街。”
禹作敏还下令对医院实行戒严，不准死者亲属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仅如此，大邱庄街头竟出现了一支1万余人的游行队伍，他们一路上高喊：“打倒刘玉田!”“刘玉田死有余辜!”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漫画。
禹作敏在给上级的汇报中这样写道：“刘玉田一贯横行乡里，欺压群众，早有民愤。”称杀人凶手是“为民除害”。与此同时。刘金刚四兄弟及亲属却被非法拘禁，受尽折磨。
禹作相、禹作立等7名罪犯被作出无期和9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终审判决后，阻挠未果的禹作敏又迫不及待地在全村大会上宣布：“大邱庄每200户养1户(罪犯家属)，吃住全负责。”他带头为凶手们捐款10万余元，像对待有功的英雄模范。
1993年的春天来得很早，刚到4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