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百年寂寞叹容若（下）
作者：段战江
可不管容若喜欢不喜欢，官氏尊贵的身份和起码的地位还是应该有的。说来也奇怪，这位堂堂正正的“二夫人”却没有出现在纳兰家族的祖茔里。更令人费解的是，容若墓前由徐乾学所作的《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今存首都博物馆)刻石上，介绍“继室官氏，光禄大夫少保一等公朴尔普女”句子中，“朴尔普”3字被人凿去，字痕模糊。而在徐乾学后来所修订的《通志堂文集》中，刊载此段铭文，也仅有“继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寥寥数字。如此隐晦的手段，有专家猜测是官氏的父亲“或曾获罪朝廷，墓铭遂剜去其名姓”。不过，稽诸史实，朴尔普并无罪愆，且他去世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之后，可见“因罪讳名”的说法并不成立。那么，根据合理的猜想，这位历史面目模糊的官氏，可能在嫁给容若后，夫妻关系并不融洽。在容若的诗词里，也似有暗指，譬如《点绛唇》中有“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句。两人结婚4年，却没有子嗣，自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容若去世后，倍受冷落的官氏，自是一走了之，另嫁他人。因此，另作他人妇的官氏自然不可能下葬纳兰家坟。那么抹去容若墓志铭上有关官氏的详细介绍，也在情理之中。
至此，我们也就应该更好理解为何在卢氏去世五六年后，容若还要频繁地回忆起她的好。他对卢氏的怀念，或许有放大之嫌，可这种“放大”，更多是缘于前夫人(卢氏)和现夫人(官氏)的差距之大。容若的狂傲一面、寡欢一面、敏感一面，恐怕在官氏看来都是极其不可理解的，她的“红袖翠巾”，自然也不可能搭到容若的肩上。可怜的容若也只好“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觅不得知音的共鸣，无奈又绝望的容若，自是“料也觉、人间无味”。现实的情感困境和夫妻尴尬，使得容若有爱说不得，有苦诉不得，也就愈发怀念从前与卢氏相处的美好时光。对容若来讲，卢氏就是他的“唯一”，正如他在词中郁郁唱道：“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就在卢氏去世8年之后，同样是在五月的一个“葬花天气”，容若和卢氏一样，以同样突然、同样匆匆的方式离开人世。这样的结局，还真是应了他在卢氏忌日里所写的《金缕曲》中的那一句：“待结个、他生知巳。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可是，上天好像觉得这样的悲剧还不够深刻，它要让悲情的容若背负起更多的“情感伤痕”，以此嘲笑人类的渺小和脆弱。容若30岁那年，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已做了7年御前侍卫的他，自然也有事业上的“七年之痒”。加上二次婚姻又不幸福，他便想“暂觅个柔乡避”，“自隐于醇酒美人”，求得一醉。缘于这样的动机，听说江南乌程(今浙江湖州)有一位沈姓才女“颇佳”，就借好友顾贞观南归之便，代他“略为留意”。于是，这位名叫沈宛的姑娘就以这样并不浪漫的引见，认识了容若。沈宛同样是一位历史面貌模糊的女子，据考证，她是一名江南艺妓，颇有才气，著有《选梦词》。也许容若看过她的词作，加上他的那些江南文人朋友举荐，不免动了心。
容若很是喜欢这位娇柔貌美、又不乏灵动气质的江南才女，两人相爱相恋，也应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由于沈宛的身份尴尬，容若的工作特殊，加上满汉不通婚，社会地位悬殊等时代和流俗的制约，两人的结合，自然只能以非常规的手段“私下行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九月，顾贞观受容若之托，携沈宛进京；同年底，容若纳其为妾。然而，纳兰相府是容不得这样一位出身青楼的汉族女子。沈宛不但不能进纳兰府，甚至连个妾的名份也没有，容若也只好在德胜门内置房安顿她。想来有情有义的容若，在当时肯定是尽一切力量为沈宛争取权利和幸福。可这一切尚未安排妥当，他就匆匆离开了人世。容若和沈宛的爱情，刚刚起跑，就再次被粗暴的命运之神贴上了休止符。
待沈宛产下遗腹子之后，纳兰相府或客气、或不客气地将其“请回”江南。那个叫富森的遗腹子，倒是名正言顺，归入纳兰家族的族谱，并得以善终。在他70岁的时候，还被嘉庆邀请参加了太上皇(即乾隆)所设的“千叟宴”。至于他的母亲，纳兰家族却绝口不提，好像富森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般。
这位苦情的女子，返回江南后，基于对容若止不住的思念，写下了不少悼亡之作，其文采“丰神不减夫婿”。纵是在文坛上留得几许词名，纵是在史学上留下不少佳话，可这位弱女子后半生的安乐和幸福，谁曾关注?谁又在乎?在浮尘中奋力挣扎的她，心里很是明白；“无穷幽怨类啼鹃。总教多血泪，亦徒然。”好在是，她和容若曾经认认真真地爱过，心底里还存留一份暖暖的回忆，可以让她在太过潮冷的夜晚，凭借梦的翅膀，回到从前，回到容若的身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