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揭秘
作者：周 宁
28年，7次浩大的远航，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辉煌但短暂。
三
远洋航行令人惊异地开始，又令人惋惜地结束。在惊异与惋惜中，历史变成“奇迹”。也许会有人发出疑问：郑和为什么会远航?又何以能够远航呢?这么辉煌壮阔的远航，为什么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呢?
事实上，郑和远航的直接动机来自他身后的皇帝——永乐大帝。
永乐帝有许多理由遣使出洋，诏谕即位是其中之一。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在永乐大帝的野心与胸怀中，都是帝国的天下。让自己的臣下知道朱明王朝的辽阔与伟大，与让天下人臣服自己一样重要，这是名正言顺的动机。
其次，也许还有一点隐秘不便直言。永乐皇帝的江山是从他的侄子建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明史》、《明书》、《明史稿》、《野获编》、《建文年谱》等史书均持“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的观点。虽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朱国桢在《皇明大政记》中说：“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文皇帝岂不见及此。”但在永乐帝心中，建文帝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若不然，他将寝食难安，需一生小心提防。
再次，明朝海禁规定禁止民间贩洋往番。这个规定，致使东南沿海的“商旅阻遏，诸国之竟不通”，不仅使百姓市无番货，而且也使帝国府库空虚。派遣帝国船队出海，贸采奇货珍宝，不仅可以充溢府库，还可以以正规的官商贸易取代私商贸易，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朝贡赍赐的政治体系中，使得经济贸易与帝国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永乐皇帝是一位有着世界帝国野心和建立世界帝国实力的皇帝。他曾五次亲征漠北，派20万大军讨伐安南，所以完全有理由派遣一支船队出使西洋。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念中，帝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抚绥四方、德化诸夷，重建朝贡——赍赐贸易体系，只要国力许可，就可自然成行。而明初盛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共享太平天下的帝王理想也就可以实现了。
郑和何以能够远航?是因为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遥远的航程，600年前，历史就为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远在汉代时期，武帝就曾遣太监出海市易，用黄金杂缯换奇石异物，到达过马来半岛、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和印度河流域；王莽曾派人去孟加拉找犀牛，走的也是海路；414年，法显和尚从印度自海路返回，乘锡兰山的独桅三角帆到达狮子舶，671年，首批大食(泛指阿拉伯帝国)番商在广州登岸。从此以后，从亚丁湾到珠江口、泉州湾，大食季风客岁岁挂帆印度洋，常来常往，762年，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后流落西亚十余年的杜环，又乘大食商舶回到广州。
由此看来，从西亚到南中国港口的航行，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在当时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而是继续。
航路是旧航路，港口也是旧港口。最初是“番舶”，所谓“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婆罗舶”，或统称为“波斯舶”，往来于亚丁湾、南印度与珠江口、泉州湾。
两宋间，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遣舟通异域”，以泉州为中心的中国闽、浙沿海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中国客船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1343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乘坐中国船来到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是中国船只。中国船只不仅舒适豪华，而且庞大，可载1000位乘客，并有600名水手和400名士兵。可见，郑和远航在当时，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在郑和远航前200年，中国的舟子海商已成为古老的印度洋中心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
南宋王朝有船运之兴、市舶之利，曾经装备了一支庞大的水军，拥有数千艘战船与5万名水兵。这支水军后来一部分护送幼主帝赵呙漂泊到广州外洋，成为“海军”；另一部分则投降蒙古大汗成吉思汗，成为远征日本、爪哇军队的一部分。1281年，大汗远征军17万余人，乘中国船匠制造的4400多艘大船，从朝鲜半岛与舟山群岛出发远征日本。可惜的是，一场台风使这次规模庞大的海上征服毁于一旦。
由此可知，元帝国有更优越的条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大明王朝在最初强盛的一个世纪里，继承了元帝国的海军传统，在装备与组织形式上更精良有效。
况且，郑和的船队从刘家港到东非，泛海9万里(往返)，所历30余国和地区，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更值得一提的是，船队所到达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都有过交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远航自然而必然。
四
1433年七月，大明帝国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港。从此之后，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开过。而《明史》中对郑和的记载，600年后读起来，依旧令人感伤：“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明史·郑和传》)
好端端的远航事业，为什么戛然而止?仅仅是因为新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吗?
实际上也不尽然。停止下洋，自有其道理。
大明帝国的远航难以为继，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
成化年间，车驾郎中刘大夏曾上书指责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他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时下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南京地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四分之三以上。
有人曾强调郑和下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看出这一说法的荒唐实质。每次出使，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贡使来朝，又有大量赏赐，这些物品多为陶瓷器、缎匹、纱绢、丝绵、铁货之类的用品。如果是贸易，就要有出有入，船队长驶远驾、充舶而归的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郑和船队采购的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赏玩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