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揭秘
作者：周 宁
郑和七下西洋，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
在航海的那些年里，的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札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以后的事态就越来越明显，即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
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代价毕竟太大了。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于下洋后发生的海禁背景。
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就这样，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官方垄断的奢侈性贸易。这不但破坏了500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的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
因此，帝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没有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有机互惠地结合起来。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有政治虚荣，无经济实惠的官方下洋活动，使得民间航海与简朴贸易受到致命的伤害。当陆地农耕经济的赋税无法支撑这种挥霍式航海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也就不得不停止。
五
在郑和的时代，下西洋是一段寻常合理的历史事件，始乎当始，终其所终。但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突然的停止和长久的遗忘，让人们觉得遗憾以及不可思议。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远航在遗忘与追忆中，渐渐由历史变成神话。
首先是遗忘。皇帝诏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宝船，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昭洋主持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志·舟楫志》记载：“海船下记尺度无考。”20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如此程度，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再过20年，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动了出洋的念头，但查阅档案时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有关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据说档案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因为他愤慨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于国家何益?
忘掉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事。国朝盛事，已经变成“辽绝耳目”、“诙诡谲怪”的传奇，只存在于平话、戏剧里，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万历人钱曾感叹：“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读书敏求记》)
遗忘与无聊使历史变成传奇。1597年，明人罗懋登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清的蹊跷惫懒”，三宝太监郑和也变成一个虾蟆精。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为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解释《三宝太监西洋记》成书的心理是：嘉靖后倭寇猖獗，无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术。
郑和下西洋一边在民间传奇化，一边在正史中被贬低与省略。《明史·本纪》提到国初下洋时仅有只言片语，《郑和传》在“列传·宦官”中简略不及千言。奇怪的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被遗忘的同时，在海外华人中却又被追忆、纪念、颂扬和奉祀。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和三宝塔，而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不仅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更是东南亚祭拜郑和的中心。
相传郑和当年曾多次到访印尼，副将王景弘还定居终老于此。每年阴历六月三十日，当地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如马拉三宝公圣像游行，载歌载舞，到三宝公洞默祈拜祷等。郑和不仅成了华侨的守护神，“大抵凡事物之不明事理者，不日三宝公所教，则称三宝公所为。敬信之深，于此可见矣。此种信心，牢不可破。甚有谓三宝公圣口者，好害凭其所言”。甚至于，“华侨的信仰三宝公，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强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八桂侨史》)
华侨神化郑和，自有其沉重的原因。
因为在庸代已有华人住番；宋代向海洋发展，闽、粤先民移居东南亚者迅速增多；其后，元入主中原，宋遗臣远遁海外，在东南亚华人的经济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答腊的旧港，都出现有组织聚居的华人社区。然而，华侨始终是个人自发的、纯经济性的移民，身后不但没有国家的支持，反而有国家的招抚或追剿。他们孤立无援，虽有人数之众、经济力量之强，但始终没有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也无法逃避当地的迫害。而西方扩张，将国家军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结合起来，殖民地的军队和自治政府，曾野蛮屠杀在马尼拉、巴达维亚的华人，每一次都不止万人。
华侨，这些“没有帝国的商人”、“没有帝国的移民”，在苦难中唯一可以寄托梦想与期望的，就是当年郑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王鸿绪《明史稿·郑和传》)的盛况。
六
郑和身后600余年的命运，被遗忘后，接着是被放逐，放逐到现实之外的传奇、帝国之外的南洋，最后，才是带着荣耀与悔恨，在大势已去之后回归。
1904年，郑和下西洋近500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他说：“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达·伽马发见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