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湮没的宫城
作者：夏坚勇
是的，明王朝已经相当疲惫慵倦了，这从皇上离开南京时的步履就可以看出来。一年以后，当朱厚照回跸京师时，远没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时那样虎虎有生气，虽然他比朱棣当年整整年轻了30岁。而就在他离开南京三个月后，这位浪荡子就在他寻欢作乐的豹房里“龙驭宾天”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又关闭了，午朝门前的那一幕好戏，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员们永恒不衰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堪称空前绝后的壮举，因为从此以后，即使作为一种表演，这种机会也再不曾有过，从战场上送来的大多是一败涂地的战报，从来只有自己的总兵督抚被人家杀头俘虏的份儿。在后来的几代君王眼里，那标志着圣朝武功的献俘大典，已经成了一种相当奢侈的憧憬，一个沉埋在风尘深处的遥远的梦。
自朱厚照以后，明王朝又经历了六代帝王共120余年，这中间，除亡国之君崇祯外，没有一个不是玩家。但说来可怜，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世道末年似的靡废感年复一年地浸淫着宫城，这几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趋屑小委琐。他们已玩不出朱厚照那样阔大的气派，而只能演化为深宫一隅的自虐，一种心理变态者的怪癖。嘉靖玩方术，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了；万历亲政38年，竟有25年是躺在烟榻上的；天启本是个懦弱无用的窝囊废，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类，他似乎有希望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至于玩女人，这个绝对古典主义的保留项目，玩到啥时候也是新鲜的。反正国事已经不可收拾了，管它怎么着，豁出去玩个痛快得了。这样，到了不大会玩的崇祯执政前，前人欠下的烂污账却一起要他承担，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业终于玩光了。
这是1644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戏。
接下来轮到南京的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来说，南京可不是一处“吉宅”，这里演惯了凄婉动人的亡国悲剧，一个个短命的王朝在这里最后落下收场的帷幕，一队队“面缚舆榇”的末代君臣从这里的宫门鱼贯而出。本来，明王朝已经曲终人散了，可偏偏还要到这里来续上一段不绝如缕的尾声。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碍，三只脚的蛤蟆难找，可朱家宗室里想当皇帝的龙子龙孙多的是。不久，一个从河南洛阳逃难来的藩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整天哈欠连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銮殿。
这个朱由崧实在糟糕透顶，国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玩。朱由崧当皇帝总共不过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干得最起劲的一件实事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蛤蟆，目的是为了用蛤蟆配制春药，结果闹得全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蛤蟆天子”的称号。朝政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群小弄权，鼠窃狗偷，宫城内弥漫着一股黯淡柔靡的陈腐气息，有如一座阴森森的古墓，这里没有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相呼应，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但朱由崧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他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可朱由崧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出身，马瑶草(马士英字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做一个文人，那么他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至于“每投剌，辄厚赂闻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被抄家时，崇祯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婉转的歌吹和苏白(京剧、昆曲等剧中用苏州话说的道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姬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及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但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现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夹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姬，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淑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是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是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朱由崧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人家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