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粱肩超建议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堂，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谈及这些建议的真实用心：“南学会(此会乃谭嗣同等人组织)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意思是他们准备在湖南扯起革命的旗帜，所以连脱离清政府自立之后的行政机构也预先有了细致的筹划。
3 党魁倒戈
但最终，湖南的革命大旗没有飘起来，因为革命党的党魁忽然对拥君维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引起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革命党人赵日生就是其中之一。
1901年，赵日生和维新领袖康有为部已在清政府悬赏通缉之列。康有为在写给赵日生的信中说：“览书甚骇，与弟义至笃，不能不告。”显然是赵日生先对康有为有所责难，所以康有为才写这封信去做解释。
在信中，康有为所竭力说明的都是他为什么会在戊戌年六月之后，骤然由革命转向维新。
信中大意是说：“戊戌年以前，国家多灾多难，慈禧专政，圣上没有权利，所以人人都不知道圣上的英明。我也是觉得上层的人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政治主张专以救四万万同胞为主(即保中国不保大清)。于是东奔西走，开强学会、保国会，打算建立议院，掌控民权以救中国。因为陈宝箴是个有志之人，所以我才让卓如(梁启超)入湘，同时让谭嗣同也弃官回湘……湘中志士于是都奋发起来，就像老弟你所说的那样，人人怀着这种心思(自然是革命的心思)。但是，后来我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皇上实在是圣明英勇，能够扫除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又能够开没议院，授予人民权力。当时孙家鼐反对说：‘如果开了议院，皇上就没权力了。’皇上回答说：‘我只想拯救百姓，自己有没有权力无关紧要。’英、法、德、意等国家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也得不到这样的皇帝，我们的皇上却宁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要进行改革。我不能不为之感动不已，愿效死力!
皇上的英明神武，不但天下人不知道，早年我在北京开强学会的时候也不知道。军机章京陈次亮跟我说：‘皇上英明通达，群臣们都比不上。’我回答说：‘这是你们这些臣子的阿谀之辞，我不相信。’等到亲眼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确实如此。”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转向维新，其实算不上背叛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权，支持皇上维新同样也能实现民权，既然殊途同归，而维新的风险又小很多，自己没理由不选择维新。
虽然康先生的辩解有其道理，想必责难他的赵日生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还是要说：康有为叛变了。
因为一直主张开议会、兴民权的康有为，在戊戌年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反对开设议院的急先锋。据康有为自己说，当时有大臣上折子请求开设议院，皇上没有批准正是他的主意。对此，他的解释是：议院是西方国家的根本性政策，当前满朝士人都是保守派，此时设立议院只会增加变法的阻力。
看起来又是一很有说服力的自我辩解，可惜的是，康有为既然知道贸然开议会会给变法带来极大的阻力，但他还是做了许多较之开议会更能激发所谓保守派抵制的事情(如大力提倡开制度局，试图架空现有的中央机构)，这又作何解释?
胡汉民先生锐眼如炬，能够洞察康有为内心的小九九。1905年，他在东京演讲，如此评价康有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议论却比从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有为)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写的)，便可知他的心事。”
胡先生这番话，真可谓一语中的。
再补充一条证据：与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在湖南积极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康有为一边一如既往地在京城屡屡上书皇帝呼吁维新，另一边却屡屡参加朝廷组织的科举考试。
谁听说过真正的革命者还会热衷于参加科举?!
为了实现自己的圣人梦，康有为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他之所以在戊戌年由革命倒向维新，绝非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认识到了光绪皇帝的英明神武，更发现维新同样也能够实现自己兴民权的“夙愿”。而在于一直处在紫禁城政治边缘的康有为忽然发现自己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另一条成为圣人的捷径忽然大放光明，因此，他果断放弃了风险巨大的“革命理想”。
民权?议会?都见鬼去吧。
4 康有为举荐康有为
让康有为慨然由革命转向维新的那场会面发生在戊戌年6月16日，那已经是变法开始后的第6天，“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显然姗姗来迟。
其实从年初开始，康有为在京城里的活动就一直不顺，自己开办的保国会被人弹劾为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康党在湖南的活动更成为众矢之的，这些事情无一不让他焦头烂额。甚至连康有为倚赖最重的帝师翁同龢也明确宣布疏远他，《翁同龢日记》中如此记载：
“四月初七那天，皇上让我转告康有为，让他把之前进呈的书籍再送一份进来。臣回复皇上说自己与康有为没有来往。皇上问我为什么，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皇上责问我以前为什么不说，臣回答道：‘最近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才发觉他心怀异志。”’
翁同龢虽然看穿了康有为的本质，但光绪皇帝却已经被康有为所进呈的书籍打动，所以翁同龢拒绝前去向康有为宣旨，引起了光绪的勃然大怒，也成了随后不久他被罢免的诱因之一。但皇帝的心仪却并不能改变康有为此时的处境，康有为正月份请人代为呈递的奏请设立制度局的折子，一直被总署衙门压着，没有回音，这并非旧党有意从中作梗，而是折子里的建议实在太过异想天开。
康有为在折子里建议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作为主持维新变法的专门机构，制度局下面则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局。这12个分局几乎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可谓面面俱到。这无疑等于请求皇帝架空现有的所有政府部门，把国家事物都交给这个制度局来管。这样的建议放在任何时代也不可能得到比扣押不报更理想的结果。
所以，恭亲王奕沂只同意进呈严复、袁世凯等人比较中和、稳健的维新方案给皇帝，而拒绝进呈康有为的激进奏章。然而，恭亲王很快就去世了，也传出了翁同龢即将被罢官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