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对于早已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等皇皇标签的“，公车上书”的统一描述，所用证据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己撰写的《我史》。然而，考之史料，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不过是康有为事后的伪造罢了，他对当时政治氛围的描绘也完全是失真的，而且根本就是个伪领导者，在他及门下弟子运作下的《公车上书记》更是歪曲事实、自我吹嘘的伪宣传，但也正是因为初尝媒体宣传的甜头。才有了康党随后不择手段地夺权《时务报》。
本期谌旭彬先生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四、从革命到维新：康有为首鼠两端
1 康党曾是革命党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认定：从公车上书开始，进到戊戌政变，康党一直都在宣传维新变法。
但真相却恰恰相反。
戊戌年六月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前，康有为和他所领导的康党一直在暗地里鼓吹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种族革命，而一直贴着维新派领袖标签的康有为曾经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
官方文件最早披露康有为具有推翻清朝的企图的是监察御史文悌呈递的一道折子，折子里说：“我曾极力劝说康有为，不要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我大清国于顾。”戊戍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但康党从来不承认清廷的这条指控，梁启超在政变次年出版的《戊戌政变记》里曾极力辩解道：“人就算再蠢，也不至于跑到京城开设保国会，然后将几百名皇家宗室和满汉大臣聚集在一起，公然向他们宣布自己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叛逆之辞!”戊戌政变之后，康党四处宣传保皇，呼吁拯救光绪皇帝，康有为晚年更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遭人唾弃的铁杆保皇派。有这些事实作基础，也难怪近代史教科书从不承认康党曾是革命党这一事实。
然而，根据台湾史家黄彰健先生的考证，康党对清廷存有异志，主张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事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公车上书。
对此，梁启超也早有招供，如他曾劝说康有为救世界、救众生而不救一国，这与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说法异曲同工。章太炎亦暴康门弟子’。以长素(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数年，当有符命……”
能够证明康党曾是革命党的最直接的证据，是戊戌年事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康门弟子何树龄1895年写给康的一封书信。信中说：“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信旁此处有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耶?)……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
信中所谓的“大浊国”，无疑就是刻意讳言的大清国；而所谓的“大同国”，自然就是康门弟子所期待的那个有符命的康党之国——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大同是其论学的主要宗旨，故所谓“大同国”，实际上已经表明康党当日非但主张革命，甚至已隐隐有着建国的构想。联系康有为张狂的个性和对自己天纵圣人的绝对自信，这绝非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何树龄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清国即将大乱，被人瓜分，但大清国属于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没什么值得可惜的，自己所不忍心看到的，只是那些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
康党将革命的大本营选择在了湖南。
2 梁启超讲义
梁启超是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抵达湖南，执教于时务学堂的。湖南士林对这位声名赫赫的维新旗手早就仰慕已久，上至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下至维新名士唐才常、蒋德钧，乃至于日后著名的“湖南守旧派代表”王先谦等都对其青眼有加，频频与之谈饮往来。一时间，梁启超在三湘大地，可谓春风得意。
与入湘时的夹道欢迎有所不同，梁启超离开湖南却显得相当狼狈。1898年二月，激烈抨击科举制度后的梁启超再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随后湖南维新士人就喊出了“驱逐康党”、“驱逐粱启超”的口号。
不到半年，湖南维新士人对梁启超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禁引人追问：原因何在?
其实也相当简单，湖南维新士人们邀请梁启超前来执教的目的本是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孰料梁启超到湘之后，大力宣传的是革命思想，大力培养的是革命人才。这可真把湖南维新派吓了一大跳。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自述，可看作他最终遭到驱逐的最佳注解：“(我在时务学堂)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经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当时学生都住在学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后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根据梁启超自己的记载，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早在来湖南之前就与康有为等人商量之后的决定。当然，这种言论最初只限于在相对封闭的学堂内部发表，对外时，“革命者”梁启超则隐没于维新人士之中，“双免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引起全湖南士绅一片哗然的学堂讲义，究竟有些什么内容?
且看梁启超的几条讲义批语：
例一：“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扬州十日记》是一本记录满人人关后残暴屠城的书，属于清王朝的绝对禁书。梁启超的这条批语，明显有仇视清王朝的倾向。
例二：“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满人问鼎之后，汉人拖着一条猪尾巴辫子，失去中原衣冠多年，衣冠也就此成了清王朝政治命题中的绝对禁区，梁启超大力提倡变更衣冠，与清王朝决裂的态度也就隐约可见。
例三：“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段话的革命性有多强，就用不着多说了。
类似的批语还有不少。据梁启超后来回忆，在湖南期间，他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里偷偷印刷《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不仅添加批点按语，秘密散发传播，还利用“湘报》公然为之作广告，可见康、梁及康党的反清思想相当强烈。
1897、1898年，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期。，国势岌岌，正致力于秘密宣传反清革命的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也没有闲着。
抵达湖南不到一个月，梁启超就给巡抚陈宝箴上书，建议湖南自立。梁启超说：“如今不变法，国家万无幸存之理；而要变法，当局又已经完全不能依靠……如果腹地的一两个省能够自立，中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伟哉!西汉末年的窦融，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注意经营河西，最终能够捍卫一方，辅佐光武恢复汉室……”
梁启超在信里不能明目张胆地劝陈宝箴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