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塌（中）
作者：张宏杰
从一定意义上说，皇帝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竭力确保皇帝的每一个感官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人们穷尽物力在帝国的中央建筑了由9999间房子组成的紫禁城供他居住。数千名处女和上万名被割去生殖器的健康男人被囚禁在帝王之城中服侍他的吃喝拉撒睡。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都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
大富之家成长起来的人往往逃不脱对于奢侈品的迷恋。雍正皇帝在史上以俭朴著称，但杨启樵先生的《揭开雍正帝的神秘面纱》一书则有力证明了他实际上物欲极强，私生活相当奢侈豪华，而乾隆皇帝在这一点上更是青出于蓝。
其实，奢侈对大富大贵中人来说是代表一种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奢侈品所展现的不只是昂贵，更重要的是其带给人的惊喜和生活品位的极致，因为它们代表了人类创造物质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这种爱好完全有似于毒品，因其没有止境而让人越陷越深。
三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皇帝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峻烈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
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很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金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决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金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物品售价因而猛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载：“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
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高，9岁开始练习书法，19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沉挚，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乾隆一生御制诗文共4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即达800余篇。闲暇之时，他的最大快乐就是品鉴书画，摩挲古玉，赏玩那些西洋来的自动装置。据说，皇帝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诸多历史之最中，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四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民人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
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春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老皇帝越来越失态，于是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15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11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9次，几乎无月不贡，遂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四十五年乾隆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多达3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易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运送，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黄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朴趾源《万国进贡记》)，好不气派。
而贡品更是金碧生辉，个个价值连城。给皇帝的生日礼物，“必须九数”，也就是说，以进9件为起码，直到99件，因为9是数中之极。这一风气在乾隆年间履亲王贡单上清楚可见：“万万寿藏佛九座，万万寿藏塔九座，金子无量寿佛经九部，万万寿金曼达八吉祥九件，万万寿如意九具，汉玉水晶玛瑙玩器九件，三代珐琅鼎瓶九件，成窑壶瓶盘碗九件。”
生日所贡之物，当然以金玉为多。七十大寿时，截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单是进贡之金玉无量寿佛就达17693尊(《庆典成案·内务府》)。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