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塌（中）
作者：张宏杰
五
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事实上，皇帝如此狮子大开口地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行为。
官场上送点小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物过重那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对天下的过度剥削。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乾隆一生大兴土木，多次巡游，耗资巨万。臣民有所劝谏，他则说：“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则散于下。”因此，自然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把“聚于上”的钱花出去，“俾之流通，而国用源有常经，无用更言樽节”。
有趣的是，“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的观念是为提倡节俭而提出的。所谓“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而乾隆居然以此作为自己奢侈的借口。这正如同认为这些贡品都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的一样，反映出炽烈欲望控制之下的人，他的理性会变得多么暗弱。
事实上，用不了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4千两，而当时广东的珍珠价格，重4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5分的则需六七千银，如像龙眼果那样重3钱的大珠竟值2万两白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无疑都由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语光明正大，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意，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民财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皇帝在贪婪欣喜之余却浑然不觉。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其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如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85000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从伍拉纳的家中抄出白银40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可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珐琅镶玻璃五屏风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他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也可以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的要退回。在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褂、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物品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由“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进贡之勤快甚至到了令皇帝厌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就在此批复发出仅3个月后，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7天之后，国泰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等数起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而这一直接后果，不过是进贡这一弊端所带来的诸多严重后果中较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自身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河工之役更是百弊丛生，每次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甚至有人开始吸毒，如云南布政使傅泰“性耽安逸，兼嗜曲药，一切公务漫不留心”。
著名贪官王直望在任浙江巡抚时，喜欢吃驴肉丝，“橱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承(即巡抚)食时，若传言燎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腆处，刻一错，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其食鸭也必食填鸭，填鸭者，饲鸭不使鸭动，法以绍兴酒坛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颈仲于坛外，用脂和饭饲，留孔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