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汤用彤对《道藏》的整理与研究
作者：赵建永
道教文化的核心在于以道法自然的原则来养生。汤用彤先生指出，老庄玄学亦尚全身养生。方技之全身养生之道，亦旨在顺乎自然。而此诚为玄学之根本义。《抱朴子》开篇言：玄者，自然之始祖。汤先生以为此举凡咽气餐霞之术，神丹金液之事，均须与自然契合。而清谈家尚清净无为，固亦全生养性之道。凡与自然同德者，可与天地齐寿，故嵇康向往神仙长生，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以为神仙禀之自然。导养得理，不为声色所毁伤，则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18)。汤先生可谓最早关注了作为玄学家的嵇康与神仙道教之间的联系，其研究表明嵇康与道教的关系甚为密切。新近研究进而认为嵇康创立了文士道教，并启迪了魏晋士族道教(19)。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郭象《庄子注》“遣之又遣”的双遣方法(20)。成玄英正是把郭象的“遣之又遣”认定为“重玄”。道教在此基础上，又融会佛教三论宗思想，从而产生了隋唐道教重玄学，成为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汤先生阅《道藏》，还注意成玄英《老子注》佚文，在读至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一书时，也关注了其中“重玄为宗”的思想(21)。经过蒙文通诸先生阐发，如今重玄学研究已蔚成显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汤一介先生明确提出先秦道家（老庄等）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发展，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隋唐道教重玄学则是道家思想的第三期(22)。可见，汤用彤先生为玄学与道家道教复杂关系的理清奠定了基础。
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差异汤用彤先生认为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一文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宗教理论上之不同，颇为重要。据此文，他认为可知佛道两教：于形神、生死问题上看法相异；求得解脱的方法不同。也就是说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具有一些与其它宗教不同的特点。陶文所说形神相合，或离合自如，是道教特质的表现，也是与其它宗教相区别的标志。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人如何能成仙。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看来，“神仙”乃是一种超脱尘世的境界，它追求个体的长生不死，所用的方法是个人身体和精神的修炼。这与佛教有很大不同，并为当时佛道两教所公认。围绕以上两个问题，汤先生就陶文作了具体分析。
三、汤用彤读《道藏》札记的意义
解放后，汤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23)。他初阅《道藏》，觉其内容庞杂，多系神仙长生之谈，便于读书时将有用之材料抄记若干，并加按语，以供治史者参考。他留下的读道藏札记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研究材料的搜集整理，颇具学术价值。他注意搜集整理《佛藏》中的道教资料和《道藏》中的佛教资料；还注意使用敦煌道经史料。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的“编者寄言”称：“汤用彤先生的《康复札记》、蒙文通先生的《古学甄微》，在利用敦煌道教经卷方面，树立了崇高的典范。”(24)１９５４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落后状况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但他在病情稍好的情况下，阅读了大量相关道教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其札记的特点是十分注意利用金石碑铭和教外文献中有关佛、道教的资料，在这一方面向为国外道教学研究者所忽视，即便他们重视也难望汤老学识之项背；在读《道藏》札记中，他着重考察了早期道经编纂的演变史：
道教经典，自张道陵、于吉以降，层叠积累。两晋后，历经搜录编纂，卷帙渐增。《抱朴子·遐览篇》所载约１２００卷，分类已颇复杂。汤先生颇注意《道藏》中寇谦之与道书相关的记载，如光帙下《谷神篇》叙曰：“北魏寇谦之尝集道经，为其书少，遂将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之书混而为一。”该文指明寇谦之编方技、医药诸书入藏，此亦为研究道书目录演变的一条线索。这或与《魏书·释老志》所称寇谦之重视“服食、闭炼”、“服气、导引口诀之法”有关。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云：“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九十八卷犹在天宫。”又据《广弘明集》卷三南朝梁阮孝绪《七录·仙道录》列经共４部４２５种，１１３８卷；同书卷七谓北周武帝时《玄都经目》所载道教经籍已达６３６３卷，其中包括新编入的诸子论８８４卷。至北周武帝崇信道教，在长安广集道书。延至唐初诸帝，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力编写道经，由是编有第一部道藏《一切道经》。汤先生据敦煌道经史料、《金石萃编》并结合新旧《唐书》发现武则天在敬佛的同时，与道教亦有深厚关系。他考证《一切道经序》为武则天亲撰，并组织为孝敬皇帝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超过七万卷(25)。这奠定了后世历代《道藏》编纂的基础。
《道藏》太平部，诸、姑、伯三字帙中，汤先生按语云：“此中多是名相法数之书、类书、辞书，……有的像大义章，如《道教义枢》（梁代？）、《道典论》，引经编次而成，故是类书。”(26)他认为“类书”等工具书的编撰，证明道经之受人注重。他写此札记时，对《道藏义枢》为梁代作品表示了怀疑，但由于健康原因未及考证清楚其确切的年代。汤一介先生后来根据《道教义枢》序中引有《隋书·经籍志》等材料，推断此书可能为唐初孟安排所作(2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王宗昱先生又对《道教义枢》的成书过程与基本内容作了系统地研究(28)。
汤一介先生认为，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两个考虑：
一是考虑佛道之争的问题。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另一是想对道教经典作一梳理。我们知道，道教的许多经典成于何时、何人所作都不很清楚，这对研究道教史是很不利的。但也很可惜，有两本道教史资料摘抄，因水泡而无法辨认了(29)。
现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七卷《康复札记》中的十八本《读书札记》，原应为二十本，其中四本是关于道教的。为确保校订质量，笔者逐条核对了《道藏》原文。在整理过程中，笔者见到了那两本在“文革”中被水泡过的道教札记，就其中隐约可辨的字词来看，多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史笔记。据笔者初步统计汤用彤先生所阅道教经书在三千卷以上。惜乎，汤先生在知识分子的批判改造运动中病倒，多年的学术积累未能及时收获成果。这也是国际道教研究的重大损失。他的研究初衷虽然没有完全展开，殊为可惜，但在其努力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研究体现出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分析了外来佛教对本士道教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道教对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其研究的特色是从儒道释三教互动的文化背景中来把握道教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正是道教及三教关系史研究中亟待加强的环节。通过梳理汤先生的道教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出他的治学思路，而且对当今的道教研究和中国哲学领域的开拓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笔者近来从汤老一百多册未刊手稿中又发现了大量有关道教的内容，如：《辛未（１９３１）读书札记·三教融合论》、《壬申（１９３２）读书札记·晋代儒道释》、《甲戌（１９３４）读书札记·关于太平道》、《乙亥（１９３５）读书札记·古旧道经》、《道藏经校注·史书、佛藏中道教史料摘抄》、《敦煌杂录稿底（道经史料）》、《有关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资料》、《佛教史料杂钞》（２３册）中关于道、佛关系的史料，等等。以上遗稿的整理出版，将会使人们对他道教研究的卓越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