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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对《道藏》的整理与研究
作者：赵建永
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他在《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中说：“今日吾人对于道教历史知识甚为幼稚。” ②此语如实反映了当时道教研究草创期的艰难状况。汤先生正是道教史学科创立的主要拓荒者之一。饶宗颐先生说：“汤用彤先生对于道释宗教史之开拓，懋著功绩，沾被来学多矣。” ③任继愈先生说：“他对道教的关心不下于佛教，只是没有写成著作，他的功力鲜为人知。他写的《读太平经书所见》已透露了坚实的功力。” ④汤先生留学哈佛时，系统学习了宗教学理论，后皆体现在他对佛教、道教的具体研究中。基于上述方法，他“开创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 ⑤他对《道藏》的整理，为后来学者的道教研究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其贡献不仅表现在具体结论上，而且体现在他对道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如王明、任继愈、王维诚、王利器、汤一介、萧萐父、许抗生诸先生，牟钟鉴教授也亲承教诲，认为汤用彤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是终身的。” ⑥他们后来皆成为道教史学科建设的主力军。正是汤用彤先生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学者道教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
汤用彤先生的道教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他对《道藏》就三部分作了重点探讨：一，确考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理清了此经与早期佛、道教的关系，从而奠定了道教研究的基石。（于兹不赘）二，对寇谦之改革原始道教的研究。三，梳理了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之间的关系，并从“本末”之辩的角度对当时三教关系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
一、对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研究
汤用彤先生对《太平经》的研究较为偏重于道教形成时的思想渊源，而他对寇谦之改革所作的研究，则更为重视道教在发展中社会因素和制度仪式方面的内容。这是民间原始道教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因而他的此项研究具有极可重视的学术史价值。他指出：“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教会之组织，经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规模。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 ⑦北朝托名李弘的叛乱，由于事关寇谦之对旧天师道的改革，所以汤先生先考察了史料中的“李弘”现象。他首次提出了李弘和农民起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李弘”一名是晋时领导农民起义的道教领袖代名词。唐长孺继承汤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而指出李弘姓名在广泛地区长期作为起义领袖出现，是因道书中说李弘是“老君”众多化名之一，或其转世，下为人主⑧。
汤先生研究认为，北魏国师寇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对道教徒加以整齐严肃之戒规与组织，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而汉代以来，图谶历数之学，颇流行于北方。谦之备悉其术，称新经应运出世，神人作诰，付之以经，转佐北方太平真君（太武帝）。其所言与于吉所谓太平气至，德君将出之说相似⑨。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不同于以往的天师道，后人称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汤先生指出，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保留和增加适合儒家礼教的内容，革除和废弃违背儒家礼教的制度。寇谦之所言之“礼度”，内容虽不详于《释老志》中，但颇详于《老君音诵诫经》之中⑩。而《老君音诵诫经》就是《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之一部。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具体内容都包含在《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因此，考证《道藏》中《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作者与思想，即可了解寇谦之改革的情况。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曾简单提到《老君音诵诫经》“盖即《云中音诵新科之诫》”(11)。汤用彤先生则提出，今《道藏》力帙诸诫律《老君音诵诫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等七种均系寇谦之的著作，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当原为这些诫律之总名。从现存《道藏》力帙各卷中之戒经残缺不全的情况看，当为寇谦之原书的一部分，有的仅存篇目，但大概保存了原书的骨架(12)。其中文句虽在辗转抄录中或有错落、后人增改者，然各戒经内容与《释老志》所载寇谦之思想基本相同。经以上考证，汤先生判定《道藏》力帙所收诸戒经是寇谦之的著作，因此可以根据它来研究南北朝道教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常为道教史学界所称引(13)。
汤先生在研究寇谦之的北天师道改革时，也在为梳理陆修静等对南天师道的改革而搜集材料(14)。他１９６１年与汤一介先生合写《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一文的副标题是“道教史杂论之一”，又据其名为《有关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资料》的未刊稿，说明他研究了寇谦之在北方的改革后，想接着对陆修静、陶弘景改造南天师道进行研究。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对这方面的史料进行广泛系统的梳理就病逝了。通过以上研究，他认为道教经过寇谦之等人的改革，与原始道教比起来已是内容大异。此后虽然尚有农民起义利用道教，但已非道教的主要作用了。
向来治史者因太武帝毁法的缘故而多注意寇谦之与当时佛教的斗争，汤用彤先生在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后指出，寇谦之并不反对佛教，反而颇欲借助佛教。寇谦之的新道教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虽为道教的形式，但内容多为儒家的礼、佛教的戒律和轮回说以及当时流行的玄学理论。
二、对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关系的梳理
道教与玄学的关联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玄学主要表现为：援道入儒，阳儒阴道，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重释儒家经典；又注老解庄并形成新庄学，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形上学(15)。通过他对玄学中道家成分的界定，从中可见玄学之为新道家。他从以下两方面探讨了道教与玄学的关联。
（一）《道藏》保藏的玄学材料魏晋玄学家之著述，历经千余年沧桑，少有全者。汤先生通过梳理《道藏》发掘出不少原以为佚失的玄学材料。《道藏》临帙有《养性延命录》二卷，题陶隐居集，序后又云“此书或孙思邈所集”。他据其内容及文体，断定应以前说为是。此书保存了两晋时期不少重要思想资料，他提出的以下数条甚可注意：
张湛纂有《养生要集》十卷（《隋书·经籍志》），但早已散失。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张湛事迹辑略》收集有关张湛资料颇全，但据《养性延命录》尚可补遗：《养性延命录》引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汤先生认为以上十项，当即已佚的张湛《养生要集》内容之大要，并由此可窥得当时道教养生学说的梗概。他认为《列子》一书在魏晋时期形成。张湛作《列子注》，注重以反本来解脱(16)。这是由玄学转向道教的重要契机，故《道藏》中颇收其书。如他发现《养性延命录》多处引有《列子》及张湛注，以及张湛其它佚文，可作研究张湛的参考(17)。其研究说明：《道藏》中确实保存了魏晋玄学的重要史料，它的挖掘整理，对于深化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