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论道教传记的史学价值

作者:刘永海




  即便出身低微,若条件具备,亦可得道成仙。此等范例于《仙鉴》之中,不胜枚举,如宋来子(卷三)为“楚庄公时市长(勤杂人员)”,皇初平为丹溪牧羊人(卷五),商丘子胥“好牧豕吹竽”(卷三),啸父以补履为业(卷三),冠先以钓鱼为生(卷三),阴生常求乞于长安市中(卷三)等,皆为下层社会成员。由是观之,成仙与否,仙阶几何,完全依据一个“道”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标准;而“道”之取得,又皆赖于求道之人修道、体道之程度。《仙鉴》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
  其次,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思想最直接地表现在《仙鉴后集》对历代修真女仙的充分记录上。道教经典一向注重女仙地位,如《列仙传》就收录了江妃二女、钩翼夫人、毛女等不少女仙。《神仙传》卷七收录大部分为女仙,表明作者葛洪已经思考对女仙进行归类记述之问题。陶弘景《真诰》中女仙地位甚高,且众仙真集洞宫时,列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等十五位女仙位置,“东向坐,北起南行”,可见女仙在《真诰》中已形成不可忽视的群体;书中还录有专门为女仙修炼而设的宫观,如卷十二云,“含真台是女人已得道者,隶太元东宫中,近有二百人。此二宫尽女子之宫也”;书中对诸如张姜子、李惠姑、施淑女、郑天生等修仙女真都作了集中记述。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更是专门记述女仙之专著,收录历代女仙38人。《墉城集仙录》之诞生,当然离不开杜光庭的远见卓识,但道教与生俱来的男女平等思想则是其更深根源。《仙鉴后集》继承了这一优秀思想,收录女仙由远古之无上元君直至元代全真七子之孙不二,共120人,较历代道教传记都多出许多。
  《仙鉴后集》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体现在反对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胆地宣扬婚恋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等方面。世俗史学也有妇女传记,但受儒家纲常思想影响过重,所宣扬的内容早被人抛弃,其学术价值因之大打折扣。以《仙鉴后集》为代表的道教传记则不然,其以详实的记录向后世展现了古代妇女与儒家说教截然不同的另一世界,为人们全面认识古代妇女的真实境况提供了全新视角。有的妇女对世人所宣传的《女诫》等妇道约束极度反感,终究为道升仙,如《后集》卷五之戚逍遥;面对父母之命,许多妇女采取发誓不嫁、逃婚等办法,如《后集》卷五之何仙姑,卷六之于仙姑、武元照等;有的妇女虽然勉强同意父母之言,但几经努力,仍然远离而去,如《后集》卷五之裴元静。《仙鉴后集》有不少记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双双得道成仙的内容。如卷二之赢女与萧史,笙箫间奏,遂至凤凰来仪,二人乘之而去,其情其景,美仑美奂;卷五述吴彩鸾与文萧的姻缘等故事亦唯美动人。另外,卷四述云英与裴航佣、卷五韦女与郑德璘诗歌对答,情意缠绵,亦属此类。
  
  (二)《仙鉴》所体现的向善思想
  大凡宗教,都有向善的主张。仔细研究《仙鉴》可知,出于宗教目的,道教对“善”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
  首先,《仙鉴》对“善的最高理解是弘扬大道。如卷十三“魏伯阳”条之后,《仙鉴》编撰者赵道一评论云:“《道德经》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魏伯阳善人也;不私其宝,而与天下共之,善之至也。盖自广成子发三丹九鼎之秘,以明至道,历五帝,有夏之世……丹道之玄几绝响;逮至殷周,太上复化身降生世间,斯道再扬;至前汉诸仙,微寓歌诗,斯道犹未大阐,至伯阳假《易》道作《参同契》,至道之微,尽之为法于天下,可传于无穷,善人之宝,其泄矣。此其教隆于汉晋,盛于隋唐,以迄于今,岂非伯阳之功乎?”出于宗教目的,赵道一始终将弘道视为第一要务,于是,他对魏伯阳假借《周易》之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著《周易参同契》之举盛赞有加,认为魏伯阳阐扬了久被蒙蔽的大道,开启了道教由汉至元的隆盛之门,其功何其大也?选的确,作为道教中人,还有何等举动比弘扬大道更符合“善”之真谛呢?
  其次,为民除害是“善”的高层要求。古代社会,世人之生存能力颇为有限,其生存环境之恶劣,足以使人每日处于心惊状态。因而,凡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救民于患害之行为,均系“善”举。《仙鉴》对此类善举的记述,从不吝惜笔墨。卷二十六“许太史”条集录了许逊的诸多善举,如率众于豫章之地镇巨蛟、斩大蛇等;卷十所记李冰,治水有功,为民根治水患等,这些行为,既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传颂,又得到道教中人的恒久褒扬。
  第三,以道教独有的法术、医术为民治病疗疾,解除病痛,是道教一贯的善举。《仙鉴》中有许多例子,如卷三“崔文子”条云,“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文子拥朱幡,系黄散,以询民间,饮散服丸辄愈,所愈万计”;卷四“沈羲”条云,“沈羲能消灾除病,救济百姓”,以至“百姓服药,功德感天,天神识之”;卷九“冯长”条云,“时逢有疾,无不垂获”,“或癞人求哀,不过一月便愈”;卷十一“苏耽”条云,苏耽曾谓,郴人将大疫,乃植橘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叶,饮泉水一盏自愈”。“苏仙冲升之后,郴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时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
  第四,扶危济困、施慈助人在道教的“善”德中有普遍意义。行善积德,恰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道教对此理解颇深。《仙鉴》卷十四“周义山”条云周义山至朔旦之日,辄游市及陋巷之中,见穷乏饥饿之人,解衣给食;又云,岁大旱,斗米千钱,路多饥莩,君乃倾财竭家,以济其困。在动荡年代,善举的含义还不仅仅包括解衣给食,更有另外内容,如卷二十四“陆修静”条云,陆氏在正值兵乱之际,“白骨遍野,先生具棺榇收而瘗之,其阴德密运,盖多此类”。
  
  (三)《仙鉴》所体现的重生思想
  道教是热爱生命的宗教,又基于“道无贵贱”的思想,道教对一切生命都持同等的热爱态度;因之,其重生思想含义广泛,既有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也有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既有对人类生命的关爱,也有对动植物等生命体的爱护。各种思想在《仙鉴》中都较为丰富。
  首先,对个体生命的注重。《仙鉴》所录历代仙真大多长于养生,而道教之养生术又多种多样,诸如行气、导引、辟谷、胎息等,不一而足。如卷十三“甘始”条云甘始“善行气,不饮食”;卷七“瞿武”条云其“七岁绝粒,服黄精紫芝”;卷七“董仲君”条云其“少行气炼行”;卷五“王刚”条云其“尤明补养之诀”;卷五“沈建”条云其学导引服食之术;卷五“皇化”条云其得还年却老胎息内视之要等。
  其次,对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尊重。广义地讲,苦己利人、救人救物等善举本质上都体现着道教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狭义而言,当指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反对杀害他人。卷三十八“杨泰明”条记载:(杨泰明)为汾阳王郭子仪幕客,性恬淡,不贪爵禄,每劝子仪曰:“军政虽曰尚严,然人命至重,不可轻杀”。以故子仪掌兵二十余年,不妄诛戮军士,爱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仙鉴》所云,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作为幕僚的杨泰明向身为掌军人物的郭子仪所进之言,当有一定效果。
  道教为保护他人生命免受杀戮所做的最杰出贡献当数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谏,《仙鉴续编》对这一情形有较为充分的记述。《续编》卷二“丘处机”条记载:“上猎东山,射一大豕,马踣失御,豕旁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师闻之,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骑射少所习,虽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简出。”此处,丘处机的“天道好生”思想一览无遗,其借天意劝谏成吉思汗少田猎,深居简出,仅是浅层目的,更深的意蕴是少征伐、少杀戮;而成吉思汗也明白了丘处机的深意。此后,丘处机由大漠东归,一直在为保护民生而努力。如同卷云:日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11)单从各会的名字来看,其重生思想已经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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