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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撄宁的几篇重要佚文及其思想

作者:何建明




  
  三
  
  关于陈撄宁对老庄之学的研究及论述,吴亚魁博士在《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一书中有系统的考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陈撄宁先生在《觉有情半月刊》上公开发表了《覆某先生书》一文,在该文中,他对老子和庄子进行了比较,提出了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思想。
  在《覆某先生书》一文中,陈撄宁先生说:“庄子见道处自谓超过老子,然实际上老子利人处多,庄子利人处少,世间可以无庄子,而不可以无老子。老子玄言,又非孔子所能及,然老子为教则不若孔教之广大。庄子可比祖师禅,老子可比如来禅,孔子则似净土宗也。”
  关于老子和庄子思想的异同,在上个世纪30年代,陈撄宁先生曾有过评论:“老、庄是道家,《参同契》是神仙家,本截然两事。即专就老庄学说而论,庄子之见解,亦大异于老子。试观《庄子·天下篇》,可以知其概矣。盖老子所讲的是教相,庄子所扬的是宗风。于是同一道家,而有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譬如同一禅法,而有如来禅与祖师禅也。”⑦ 但是,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老子利人处多,庄子利人处少,世间可以无庄子,而不可以无老子”的思想,确是以前未曾谈到的。这实际上表明陈撄宁好老子远过于庄子,甚至有扬老贬庄之深意。
  陈撄宁何以对老、庄作出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甚至扬老抑庄?因为陈撄宁先生是站在实证的现实主义和仙道学立场来评价与比较老子和庄子的。在40年代以前,陈撄宁对老子的评价着重于老子的玄道之学,把老子之“道”看作是仙道和各宗教修行的根源和基础,曾谓“老子《道德经》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乃一切仙佛圣贤、宇宙万物之所从出,故谓之门。既从此出,还从此入,故曰同归。”⑧ 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到陈撄宁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老庄的研究,并著述《〈老子〉第五十章研究》和《〈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两文。这两文实际上是陈撄宁先生对其40年代老庄观念的具体化。他终其一生对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研究,主要就是以上二文。为什么他就只关注《老子》第五十章?很显然,这一章是老子专门谈“出生入死”问题的,而陈撄宁认为“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和‘死’”。这也正是其终身为之奋斗的仙道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一章中“善摄生者”之“摄”字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认为老子之所以不用人人能懂的养生之“养”字,而用这个罕见又费解的“摄”字,“其中必有深意,可惜后来各家注解都忽略过去”。⑨
  然而,在《〈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一开头,陈撄宁就明确地指出:“道家向来以‘老、庄’并称,但庄子之道与老子不同。老子想用‘道’来救世,五千文中有许多地方都是为当世的侯王说教,《老子》第二十七章更明显的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到了庄子时代,他认为世已无法可救,只能独善其身,抱定宗旨不求有用于世,因此说,‘弃世则无累’(《达生篇》),这完全和老子意思相反。再看《老子》五千文中没有‘忘’字,而《庄子》书中‘忘’字特别的多,似乎是他独得的秘诀,如所谓忘物、忘形、忘己、忘言、忘功利、忘机巧、忘仁义、忘礼乐、忘道术、忘天下等等(还有许多‘忘’字从简未录),这些理论都脱离实际,非但别人家做不到,就连他本人也难得做到。”⑩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理解早在40年代陈撄宁先生何以说“老子利人处多,庄子利人处少,世间可以无庄子,而不可以无老子”。
  陈撄宁强调老子与庄子相比较,老子的利人处明显多于庄子,说明他所看重的是老子的救世利人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庄子的逍遥旷达的理想主义。这显然是与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与陈撄宁先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与他所倡导的仙学重实证轻空想的旨趣有直接关系。这足见五六十年代陈撄宁关于老、庄的研究,不过是为了更具体地阐释他在40年代提出的上述观点。
  
  四
  
  陈撄宁早年曾学过佛,民国三、四、五年还专门阅读过佛教的《大藏经》。他虽然以弘扬仙学为志职,但从来就没有排斥过学佛,并且认为“唐宋以来,学道的人大半兼学佛,因为他们都是虚怀若谷,并且希望得到一个真实的比较”。当然,他并不认为学佛与学仙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只是为了更好地学仙而有学佛比较的必要。因为仙学与佛学是有根本不同的特征,“佛家心性之理,可以自悟;仙家修炼之术,决不能自悟”。“世上若有专讲自悟之人,请他一心皈依佛门,好去参禅打坐,念佛往生,不必踏进神仙的门槛。”{11} 这无疑都表明他所弘扬的仙学与佛学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仙学不是一种心性之学。不仅如此,他还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著《孙不二女丹诗注》一书中,批评佛教只有“唯心的片面功夫,而对于唯物的生老病死各问题,殊无解决之希望”。{12}
  可是,到了40年代中后期,陈撄宁在《觉有情半月刊》所发表的这几篇文章,则对世人学佛作了充分肯定。他曾为黄汝玉女居士所读《金刚经》题词,显示了深厚的佛学功底。更有意思的是他公然发表《由仙学而佛学》一文,谈及他为何从十年前的批佛到现在的劝人学佛:“往年以仙学立场,对佛法常抱一种不妥协之态度。今见人类根性日益恶劣,杀人利器层出不穷,且于大自然境界中,仗科学之发明而冒险尝试,扰乱宇宙共同之秩序,恐吾辈所托身之地球将来不免有毁灭之一日。仙家纵修炼到肉体长生,并证得少许神通,究未能跳出旋涡之外,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天仙程度较高又当别论,此指地仙而言)。因此近来常与人讲出世之佛法,而不讲住世之仙学。”
  学仙与学佛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需要物质与精神方面相配合的真修实证。历史上向来强调只有具备法财侣地等的基本条件后才能修仙,这与佛教只重心性修炼显然有别。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陈撄宁曾与同道们花费了十年功夫专门炼制外丹,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却也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和物力。因此,在兵荒马乱、内外交困的民国社会里,渐进式的修仙只能是一种奢望,不计较物质条件又能便捷而快速地实现精神解脱的念佛往生西方法门,更适合于广大民众的需要。正如陈撄宁所说:“向世人谈学仙太难,而谈念佛生西则较易。” 有人问过陈撄宁:“既然净土法门如此之好,你自己为什么不修?”陈先生则回答说,他“在今生是外道立场,当然不求往生西方,况于此世间愿心未了,亦不欲急于离开”。他只“愿永久站在‘有’字方面,绝口不谈‘无’字”。而多年来,慕名前来向他求仙道的各方人士使他“受累非浅”,在这种情况下,陈撄宁只是找到了一个“对付来学者最好的办法”,即“与人谈佛专重念佛生西”,虽然“人每不乐闻,访我者遂逐渐减少”,但一方面使他们的信仰有了落实处,同时也是自己“藏拙之一道也”。因此,陈撄宁劝人念佛生西,在当时的境况下,只是利人利己的一种方便,并不是要离开仙学而改学佛学。
  
  五
  
  陈撄宁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这几篇佚文有关仙佛之思想与此前其仙佛之思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前他强调仙道与佛道的差异性,而在这几篇佚文中他开始强调学仙与学佛的互补性。
  1940年他在《仙道月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夫释贵无生,道贵长生,其宗旨有别;佛曰生西,仙曰升天,其途径各殊。世人多徘徊于歧路之间,而莫能自决”。{13} 可是,几年后的一次仙道佛的讨论,使他意识到仙佛之间的对立,既不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也不符合仙道与佛道之间的辩证关系。
  他在《为净密禅仙息争的一封信》一文中谈到,1946年春季的一天,上海某君喜谈禅,亦好仙道,特备素筵,在家招集众宾,广开论议。来宾中僧、道、居士和商、学各界二十余人。言谈之间,各人皆扬己抑他,如“佛讥道谓,学仙的都是妄想;道讥佛谓,求成佛,求往生,也是妄想”。在彼此各不相下之际,主人请与会的陈撄宁作公断,陈深感“难为左右,只得逃席而去”。后来,他专门给宴客的主人写了一封信,直到两年后为《觉有情半月刊》的“编者所赏识,竟付排印”。陈撄宁之所以感到“难为左右”,显然是对扬己抑他的作法不赞成而又不便直接批评各方。且不谈佛教内部各派别之关系,而只就仙佛关系而言,陈撄宁认为:“世人相信自力者,尽管去参禅;相信他力者,尽管去念佛;相信他力加持自力者,尽管去灌顶。我非但不反对,并且立于赞成的地位,决不劝他们走我这条路。惟有志在修养,意存实证,而于佛法无缘,又不信其他一切道门一切宗教者,我则顺其机而接引之,并随时用高深的学理以扩充其心量,而种未来之善根。他们厌恶老死,我不能不讲长生;他们爱做神仙,我不能不求飞升。若教以往生净土,他们说死后无根据;若教以明心见性,他们说肉体将奈何?像这一类的人,各种宗教皆不能化导,只有我这个法门,尚可以得他们的信仰,姑且用之作过度耳。”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