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金别出心裁地列举了一系列意义重大而几乎是象征性的巧合：革命家伊舒金的死刑——和在那同一天里的陀氏与未来的妻子安娜·斯尼特金娜的初次见面；陀氏的逝世——和发生在同一时期里的“人民意志”执行委员会对警察队的猛烈攻击；革命前彼得堡两次最为广泛的群众示威：陀氏的葬礼——和四分之一世纪后的“流血周”。显然，沃尔金并不是为了追求表达上的效果，而是试图挖掘出陀氏创作与生平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有意义的事件背后时代本身的深刻冲突。
作为历史札记，作者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体裁的束缚，并进而打破了由于学术错误而长期以来形成在群众头脑中诸多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曾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陀氏是奴隶般恭驯的说教者，似乎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合作。在对陀氏后期的创作、政论、演讲全面、深刻的探讨中，沃尔金证明，陀氏的社会政治思想只能是“人民自由的思想”，因为他正是以此作为俄国发展的必然目标。沃尔金对陀氏在普希金节的发言进行了真正学术性的透彻分析，从而揭示了《高傲的人，驯服吧！》这一呼吁的内涵。陀氏根本没有排斥争取人民幸福。陀氏主要的是否定个人主义的反抗，并且认为作为社会改造的第一步必须同人民在精神上保持一致。对每一个争取社会进步的志士来说，“人的自我改造”的艰难历程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普希金节发言的总的高昂基调。沃尔金摒弃了传统的观点，颇有勇气地将这一发言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相提并论。
是的，陀氏晚年常与国家最高层人物晤面，出入于沙皇宫庭。但这并不意味着陀氏与他们有着相得的合作。对此沃尔金进行了论证：“与其说是当局‘出于政治的需要’对下层的被欺凌的人们的说情者‘显得友好’，不如说陀氏本人试图按照他认为唯一正确的途径来调节这个政权。”在陀氏的理想中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是现存政权既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全面、深刻的矛盾，那么这位作家在着手解决俄国社会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时，便对现存政权持反抗的态度，同时陀氏也只得放弃自己的某些信念与希望，然而这也谈不上是任何的顺从和让步。要知道，决定着陀氏生存与创作的最高目标“实际上否定了那个社会制度所提出的种种远近目标。”
在这本书里，沃尔金还摒弃了其它一些一成不变的错误见解。这首先是打破了关于“病态的天才”和“残酷的天才”的神话。沃尔金告诉我们：“任何一位俄国作家都没有象他那样超负荷地工作。”陀氏不是出于病态而写作，而是恰恰与此相反。这对于严肃的研究者是显而易见的，但众多的读者暂时并未明了。因此，沃尔金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便具有了重要的价值。俄国评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曾将陀氏的特点归之于“残酷的天才”。对这一“观点”沃尔金进行了准确有力的反驳，他指出，米哈伊洛夫斯基，是将陀氏的“解剖学视作残杀”，是将陀氏对“米哈伊洛夫斯基本人认为最好不要涉及的现实世界的大胆切入视作崇尚残酷”是将陀氏的“改造世界的激情视作保守和维护现存秩序。”并惋惜地写道：“俄国民主主义批评与自由派批评在这一点上倒是不谋而合了。”因此，如沃尔金所指出的那样，民主主义批评将陀氏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拱手献给”反动阵营，在作家逝世之后，反动阵营从这类“礼物”中，得利甚多。
显而易见，要评论陀氏这样的作家，难免会走极端。而沃尔金的这本书实质上就是充满论战色彩的。当他成功地避免了一个极端，并且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证明，那种极端是违背真理的时候，却又不知不觉地陷入另一个极端。我们认为，作者提出的两个假设，显然是有争议的。第一个假设涉及到阿辽沙·卡拉玛佐夫的形象，陀氏本人的许多渴望与憧憬是与此主人公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并未最后完成，陀氏本来打算写出与阿辽沙的命运至关紧要的更为重要的第二部。关于长篇小说的继写本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沃尔金重视其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依据于政论家A·苏沃林的回忆录和那个时期敖德萨报纸短讯上的“某些传闻”。根据这些见证材料，得出的结论是：阿辽沙·卡拉玛佐夫应当成为一个革命家并完成对沙皇的谋杀(即成为“人民意志”成员)，然后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沃尔金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确信阿辽沙的这种人生归宿“对于陀氏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陀氏人道主义的主要教义呢？大家还知道，在“人民意志”最后一次成功地谋杀了亚历山大二世时，其中有一颗炸弹炸死了两个哥萨克和一个路过的小孩子。可想而知，仅仅凭这一事实，就可断定，沃尔金关于阿辽沙是“人民意志”成员这一假设，是有悖于陀氏基本信念的。至于第二个假设，即关于陀氏与“人民意志”成员有所接触的假设，只是因为“人民意志”成员的一套住宅紧挨在陀氏住宅的旁边。关于这个假设，连沃尔金本人也承认是纯粹“虚构的”。
(Иropъ Boлrин.ПослeднийroдДостоевскoro.Историческиe Caпискн. M C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ъ，1986.)
海外书讯
汪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