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对内地读者来说，香港最“大”的作家是唐人。他的《金陵春梦》在内地有着最大的销数，尽管这二十年一直是内部发行。他几乎是从南到北读者所知道的唯一的香港作家，有着最高的知名度。
大体上，写《金陵春梦》和《草山残梦》时，他是唐人；写一般香港现实生活的小说时，他是阮朗；写电影剧本时，他是颜开；写散文随笔时，他是江杏雨；写《台湾之窗》的时事分析时，他是高山客……哦，还有洛风，他的第一本书《人渣》就是用洛风这笔名的。
他的原名是严庆澍。
他的外号是“严老总”，这也和他的写作有关。他在《新晚报》上既写过《某公馆散记》的连载小说(出书时改名为《人渣》，日文本改名为《香港斜阳物语》，多有诗意的名字！)，也写过《总司令备忘录》这样一篇连载，都是以国民党官员在港的“白华生活”做题材的。他当时在《新晚报》工作，同事们因此叫他“严老总”，外边的人也跟着叫，以为他是报馆的老总，其实还只是编辑，到后来他逐渐成为编辑部的领导，有老总之实却始终无老总之衔，“李广难封”，其间是非，就不说也罢。今之视昔，就更加感到他并非不可以做一个名符其实的报纸的老总。
说这些，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干了三十多年的报纸工作。
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燕京念新闻系的。但在这以前，在抗战初期的湖南，他就参加过报纸的工作，好象就是长沙的《观察日报》。后来又干过救亡宣传，干过中国银行的运输工作。然后是燕京，然后是《大公报》，当他在上海跨进《大公报》的大门时，已是抗战胜利后的事了。
初进《大公报》，他干的却是报纸的发行工作，偶然争取到苏北的内战前线采访，写过一些报道；后来又被派去台湾，主持分销处(那只是一个卖报纸，收广告的办事处)，尽管《大公报》在台湾另有特派记者，但他还是不时客串一些通讯文章。更后来《大公报》的台湾分馆被封，他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大公报》，干的还是发行工作。一九五0年《新晚报》创刊，这个新闻系的学生才算如愿以偿地干起新闻的“正业”，做他渴望了许久的编采工作，直到七十年代末期突然在工作岗位的办公桌上病倒为止。
但在这以前，他就已开始了写作生涯，在《大公报》上写他的处女作《伏牛山恩仇记》。
使他露出峥嵘头角的是《新晚报》上后起的《人渣》，使他声名大起的是那连载了十年以上的《金陵春梦》。
按历史的顺序，应该是唐、宋、元、明、清……但这里却需要颠倒一下，先宋后唐，才说得清楚。
宋是宋乔，《侍卫官杂记》的作者。《侍卫官杂记》也是《新晚报》上的一个连载，不过不是完整的小说，只是一篇篇杂记，作者假托为蒋介石的一个侍卫官，写这位“总统先生”的一些逸闻琐事。由于只是假托，并非真正的退休下来的侍从室人员，所记当然只能是传闻；但由于作者当年以记者身份驻过南京，目睹耳闻，真实性也就不能算少。这真实，主要是表现了蒋介石可笑的一面，不够全面。
于是，写了“总司令”的这一支笔，就接受任务升级写一个较全面更真实的“委员长”了。这就是《金陵春梦》的由来。由于是因宋乔之作引来的，由宋而唐，这就想出了唐人这笔名。这和海外的唐人街没有关系，虽然作者有时故意要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他可不是什么老华侨，在开始做这个“梦”时，年龄才不过三十来岁，青年作者一名！
这里顺便再说说宋乔。他对唐人有意见，开玩笑地说这是骑在他头上。宋乔原名周榆瑞，五十年代一度回过大陆，重到香港后在《新晚报》主持英文电讯翻译工作，本职是《大公报》社长的英文秘书，一个时期用同尔立的名字在报上挂名做《大公报》的督印人。不记得是五十年代的那一年，他突然一连几天不上班，最后人在伦敦出现，说是“投奔自由”了(天晓得！香港是有名的“自由世界”呢)。后来还出过一本叫做《彷徨与抉择》的书，他的伦敦居并不显得怎么得意，后来是郁郁以终的。
回头看《金陵春梦》。它以一个不平凡的开头引人入胜，这就是郑三发子的故事。说蒋介石本来应该是郑介石或郑中正，小名郑三发子，原籍河南，随母亲逃荒到了浙江，母嫁蒋家，他也就“拖油瓶”地成了蒋家的人。这个故事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他是有根据的。他把故事来源说得似乎有些神秘，有人说，其实他根据的就是建国初年《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抗战期间重庆也确实发生过一位姓郑的从河南到了重庆，自称是蒋的兄长，要闯官邸认弟的事，这人被关了起来，又送回河南，兄弟自然没有认成，不过也没有受到杀身灭口之祸。这事在沈醉还是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是提到过的。“文革”后，内地有人正式写过文章，考证了一番，以比较充分的材料，证明了不可能有这样一个郑三发子，更确切地说，不可能有一个后来变成了蒋家王朝始皇帝的郑三发子。
《金陵春梦》，金陵王气，写的就是蒋家王朝的如梦的兴衰和它黯然的气数，其间经历了大约二十年。从蒋介石的兴起，到他的败退台湾，分别是《金陵春梦》、《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风云》、《三大战役》和《大江东去》八集。这是写蒋介石，也是写以蒋介石为主角的这一段时期的中国现代史——小说化的历史，演义体的历史。写这样的题材这还是“前无古人”的，它首先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作者说故事的本领不小，一纸风行也就是势所必至的了。
八集《春梦》中，写得最好看的是第一集，以后就逐渐有些绚烂归于平淡。
《春梦》以后是《残梦》——《草山残梦》，那是写蒋介石到台湾另起炉灶的偏安之局，直到他寿终正寝。说是“残”，却也写了八集，算算日子，这一段历史其实也有二十年左右呢。何其长的“残梦”！长得和正梦一样的“残梦”！
如果把蒋介石以后也算上去，那就更不止这个数字了，至少又要加上十多年蒋经国继承大位的日子。《残梦》以后作者又写了三集《蒋后主秘录》，主角换了“蒋二世”经国。作者也换了一个古怪的日本笔名：今屋奎一。那是因为蒋介石在“残梦”快了的时日，由日本人古屋奎二在台湾《中央日报》上郑重其事地推出了一部《蒋总统秘录》，这是一个怪招。我们的作者在以“秘录”对“秘录”时(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独得之秘)，就也使出了这笔名上的怪招来——一个败笔！
《残梦》以外，作者还写了《宋美龄的大半生》，笔名是草山上人。
可惜作者在一九八一年初冬不幸因脑溢血再发在北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要不然，他很可能把《蒋后主秘录》也写足八集，甚至还可能再写《后蒋经国演义》也说不定呢。
不过，就凭这一系列的一《梦》二《梦》，《秘录》加《大半生》，他已经是写作上和蒋家大有关系的人了。
真正有关系的，却是台湾的另一位“总统”严家淦。他们都是苏州洞庭东山的人。在严氏家族中排起辈份来，严家淦比严庆澍要高上两辈。当年在台北时，小辈的严庆澍是可以随时到长辈的府上去开饭的，不过，在那时候，严家淦还没有贵为“总统”，只是“厅长”一名而已。
一部蒋家史，也就是大半部民国史，真是使同时代的人眼花缭乱不易说的。由于太近了，有些事情也就说得不易准确，一是由于有些史料还不具备，还属于“秘录”而没有公开；一是有些事情还不好谈，特别是对台政策，就像人们所说，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那分寸，就连当事人也不易掌握，就更不要说在南海一隅的香港写书的人了。
因此，有些对《金陵春梦》抱有好感的人，如新闻界前辈也是严庆澍的《大公报》前辈的范长江，就曾经特意找了他到从化温泉长谈，还送了一套政协文史资料给他，希望他把《春梦》润色得更好，主要是写得更准确，更近于历史的真实，
作为长时期朝夕相见，共同抬过同一副担子的工作伙伴，我也曾劝过他放下一些其他琐事，特别是一些“为稻粱谋”的写作，集中精力改好《金陵春梦》。他有十年之久日写万言，在一个本来就有工作重担的业余作家来说，这万言就比一般重担更是重担了。
可惜他并没有及时作出安排，后来又意外地以硬朗的身子而突然半身不遂，改得更好也就成了虚愿——永恒的遗憾！
《金陵春梦》在艺术上的一个缺陷，是写得比较粗糙，后边的比前面更是这样。这也难怪，作者往往是在伏案处理日常的编辑工作时，偷闲写作的。在《新晚报》编辑部里，他数十年如一日，几乎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般人的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而他，却变成了朝九晚九，从上午九时到晚上九时，一直工作、写作十二个钟头，写作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他下班的时候，在同一层楼中上晚班的《大公报》编辑们已经来上班了。
《金陵春梦》是他的大著，大到在《新晚报》上连载了十多年，几千续，很可能是香港报纸上最长寿的连载小说。接下去的《草山残梦》在“文革”中腰斩了，作者认为这是出于极“左”的斧钺之诛，但事实上，和它写得粗糙，越来越象旧闻记事而不像小说有关。一九七五年作者和港澳新闻界的朋友们到北京时，姚文元在宴会席上还赞了《金陵春梦》，也多少可以旁证一下。当然，姚文元赞与不赞，都改变不了作品本身的价值。
严庆澍除了制造这两“梦”，还大量写作反映香港社会的长短篇。他自己满意的有：《长相忆》、《我是一棵摇钱树》、《泥海泛滥》、《爱情的俯冲》、《黑裙》、《她还活着》、《装》、《赎罪》、《第一个夹万》等。
他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是《姊妹曲》(夏梦、韦伟主演)，还有《华灯初上》、《血染黄金》、《诗人郁达夫》等；《诗人郁达夫》是虽未拍戏却出了书的。
严庆澍是多产作家，出的书有五十种左右。他也是另一意义的多产作家，有子女八名。长城公司有一部影片《儿女经》，编剧的是画家黄永玉，故事就取材于唐人之家。黄、严和别的一些作家如楼适夷当时都住在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这是雅称，俗名狗爬径，黄永玉曾写过《狗爬径传奇》)。严庆澍的一家十口是一本难念的经，在黄永玉的《儿女经》戏中，石慧是大女儿。打从这以后，石慧见了严庆澍有时就要玩笑地叫他一声“老豆”(广东话的“爸爸”)。而严庆澍有一句常挂在口边的叫喊：“孩子们！”这当然是由于他自己的孩子足以成“们”的缘故。
近年在香港以《似水流年》成名的年轻导演严浩，是严家的“小不点”，也是在写作上严家的唯一传人。他在报纸上写的散文小品专栏，被认为比他父亲的随笔写得更富可读性。这位影名大于文名的年轻人，在更年轻的“文革”后期，曾经去投身于一家左派的电影公司，却被上级领导挥之使去，他不能忘情于电影，一气之下，就自费到伦敦电影学院学习，回港后终于扬眉吐气地以后起之秀大露头角于电影圈中。他这一成名作是和左派有间接关系的青鸟公司的出品。这对于原先的左派电影领导，是不是开了一个玩笑？这也难怪，那时候上级的最上级还没有提出“伯乐论”，一般的领导者还不知道应当识得千里马。
严庆澍虽然始终没有当上总编辑、副总编辑，却是比较早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这当然和他的《金陵春梦》所起的作用有关，恐怕也和他做了一些对台的统战工作有关。我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人的工作，只是知道他还没有机会做他的长辈“严总统”的工作。
清楚知道的是，他能拿到张国焘妻子的文章，在《新晚报》上发表，用的当然是人所不知的笔名，写的是影评，评的是国产片，是好评。我也听他说过，张国焘的儿子如何从香港回到广州，进了华南医学院，毕业后又回到香港，他的未婚妻也一起得到了到香港的批准，充分体现了来去自由的政策。这一对夫妇不久就去了加拿大行医，后来张国焘夫妇也移民去了加拿大(是香港“反英抗暴”纷乱后的事)，张国焘也就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中。据我所知，他和张国焘并没有见过面。
见过面而且后来很有交往的，是一位文化名人，包天笑老先生。一天，唐人接到一封署名罗高的信，说《金陵春梦》写了蒋介石年轻时候在上海逛窑子的事。信上说，他当年也曾涉足那些高级的妓院，偶然也见过蒋在场，现在那些同吃花酒的人早已老去，不能想像还有九十多岁的人写蒋逛窑子记忆得如此清晰，因此希望见面谈谈。后来两人见面，严庆澍才知道是他的同乡前辈包老。真应该称老，那时包天笑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但精神还是很好，还是每天写作，蝇头小楷，十分工整。一部《钏影楼回忆录》，又一部《衣食住行百年变迁》，都一一登报、出书。到了九十九岁那年，大家正准备替他做百龄大寿，他却不再等待，就离开了我们——又一个永恒的遗憾！
我们，包括了老作家曹聚仁、叶灵凤。特别是叶灵凤，在他的晚年，和严庆澍、黄蒙田(散文家、美术评论家，《海光文艺》和《美术家》的主编)、夏果(诗人、散文家，《文艺世纪》的主编)，许多时候还有萧铜(由台湾到香港定居多年的小说家)以及我，不定期地上小馆子，饮酒、聊天，消磨一个黄昏。严庆澍是我们的司库，由他收钱付款，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稿费收入做开销。这样的餐叙每月总有那么一次，维持了好几年之久，后来叶灵凤、严庆澍、夏果先后去世，经常的五个人现在就只剩下黄蒙田和我，分居南北。
我们当中，严庆澍看来是身体最好的，饭量大，酒量也不小。苏州人，却没有什么水软山温气。年轻的时候是个足球爱好者，渐入中年后唯一的运动就是“爬格子”。可能是酒喝多了，有时又多又猛，后来就有了高血压症。虽然略有节制，但注意得并不够，终于一个上午在办公桌上突然脑溢血，从此就进了医院，再转到广州治疗，病有转机，也能走动了，一度回到香港，准备恢复工作，事实上不可能，就转到北京治疗，情况又有好转，没想到在医院中看电视的球赛节目，我们这过时了的业余足球运动员，情绪一激动，就又发生脑溢血，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才不过六十出头不久。
严庆澍这个喝太湖之水长大的苏州人，对洋澄湖的大闸蟹深为爱嗜。每年秋天，总不放弃享受一番。在这上面，他表现了惊人的食量，曾经创下一次吃掉十四只而面不改色的纪录，虽然有些蟹爪他是放弃了，却还是要使旁观者不能不为之动容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
(本文唐人像，丁聪画)
柳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