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诗选的编者所言，实验是诗的本质属性之一。而当代诗坛的这些实验者旨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去探索诗的规范里所没有的可能性。人类精神活动永远不能满足于必然性的存在，而要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世界因此而发展而充实，诗歌也因此而活跃而丰富。所以，“把诗理解为人类通过语言进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实验”，可谓把握了洞开这一个世界的钥匙。
因其实验，势必超前。超前势必引起不解。这群实验者的实验诗，在诗坛也面临当年北岛们的处境，但如今实验者们与当年的北岛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诗歌背景，他们不会冗然崛起，不会被视为正宗，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实验精神以及探索实践对后来者的鼓励和启示。我想编者编选这么一本诗选的意义也全在于此。
那么这些实验者的诗又昭示些什么？
泛诗倾向的消失。人们惊讶于实验诗的难懂，在于他们按照某种泛诗的阅读结构来读解进行纯诗实验的诗体，而这种泛诗阅读预结构的形成又与泛诗化诗歌创作有着必然的联系。很难说目前这批诗人所进行的纯诗追求便是把握诗的本性(诗的本性是一个不定量)，但以往那种任意加大诗的负荷的泛诗化倾向无疑会削弱诗的本性。尽管朦胧诗的英雄主义悲歌和理想主义的哀曲对流行的假浪漫主义诗潮进行彻底的反拨，但他们早期所赋予诗歌的负载还是沉重了一些，这不仅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时代的需要，他们有理由也应该那样做。今天实验者的任务便是接过那批崛起者的那股动力把诗推向真正的自身，真正的归宿地。这样说好象诗歌存在一个既有的或预定的某种理想境界似的，其实不然，如果真的有一个理想的所在，诗早就停止生命的运动了。事实上，在这本诗选中，这些实验者便没有简单地一律地把诗理解为“生命意识”“存在形态”这些哲学范畴，而是在各自的情感天地中努力营造独特的空间。或以为“人是诗最深的内容”，或认为“诗作会具有宗教般的净化力量”，或认为“诗难得自然”，或认为诗“展示着一个序列”，或认为诗“是一个艰巨的理想”，概而言之，便如陈东东所说的“诗歌如同卡夫卡的城堡，它就在那里闪耀，可是你既无法进入，也不能躲开”，尽管他们对诗的本性认识并不一致，但都是从诗的纯粹性出发，在互补中切近那个闪耀的“城堡”，这个城堡也便是诗的自身。他们的诗作虽未全部圆满准确地传达出他们的构想，至少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时，以往那种泛诗化的倾向确乎消失了。
把诗作为语言的艺术。随着泛诗倾向的淡化与消失，语言的形象在诗中无疑会变得突出而高大起来，这是因为过去往往只把语言当作叙事表情述意的文字工具，从而使诗歌丧失了语言，实际上也剥夺了诗的特性。朦胧诗人通过意象的审美方式击碎了那种流行的口号句式和社论句式以及俗民歌句式，强化了诗的语言意识，“语言在行动”。而如今这些实验诗人并不满足于意象或其他某一种语言表达手段，他们要全方位地拓开语言这个魔手所能通过的广阔空间。“语言是诗的框架，同时是门和通道”，“诗又是语言本身情不自禁发出的一连串动作”，“诗到语言为止”，这些见解表明他们对诗的本性的进一步感悟。故而在他们的诗中，语言不单是一个工具，语言有了自身的形象和声音，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们的语词意义和通讯功能，语言自身的顺序、层次、语感、语调、语式也构成情感氛围和情感天地，形成独特的空间世界和符号系统。这时他们的语言必然是私人性的而非通用的，是感性的符号语码意义上的而非逻辑的语法意义上的，由此而进入真正实验意义的创造状态之中。以实验方式而生存的诗人，要求他顾及广阔的读者面无疑是削足适履。对诗人而言是要耐得住寂寞，对读者(广义的)则期望得到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并不是说他们这些语言营造起来的“城堡”怎样伟大、怎样超越我们已有的优秀诗章，他们的价值全在于实验，失败了也有价值，既谓之实验，难免不产生语言的“四不象”。
我在这里不涉及这本诗作的具体评述和阐释，这不单是我在这里所操持的武器不是结构语言学派，还因为上述难以归一的语言现象所构成的组合“文本”。
其实，对所有非个人选本进行“文本”意义的阐释都是不可能的，可阅读出的倒是那个潜藏的“选家”。
(《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2.00元)
品书录
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