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的——近年流行于广州的新词，意即“搭乘的士”，或“乘出租汽车”。这个词由南至北——我怀疑这是“搭”“的(士)”(即Taxi的音译)的压缩称谓。“搭”(dā)，乘车船之谓：搭车，搭船，搭货不搭人；“搭”在粤方言读入声｛dap｝，但广东人按普通话<SPS=0144>，去掉入声，作“dā”，“dā”在粤方言有同音字“打”，故转而为“打的”。语词的变异随处可见。
(17)连写。 一个词(不论多少音节)都应该“挤”在一块，如“电话”(两个字的词，即两个音节)；“三角形”(三个字的词，即三个音节)；用汉语拼音来写，当然可以连起来(三十年代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时叫“词儿连写”；解放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叫“正词法”)，但写汉字却没有在词与词之间留半格空位的习惯，因此准确地切分一个词，机器是不容易胜任的。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中澳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的会议厅所挂横额，其英文写作：
LAUNCHINGOFLANGUAGEATLASOFCHINA三十一个字母(六个词)连在一起，煞费目力，且不可解——这是写惯汉字的心态(心理状态)对写“印欧文字”的一种“折射”，人们不知不觉(下意识地)把语词、句子的所有原素都收集在一起了。不可小看这种几千年文化所形成的心态或习惯的“魅力”，或“凝固力”。
(18)国库券。 我们的国库券正面除了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之外，还附有汉语拼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际手段(信息传递工具)，可惜把所有字母都连写起来：
ZHONGHUARENMINGONGHEGUOGUOKUQUAN共三十二个字母——三十二个字母连写在德文是不算一回事，德文的复合词往往是一连串，例如马恩全集用过的“杀人工厂”Menschenabsc－hlachfungindustrie，有三十个字母。也许因为汉语拼音还不习惯，词的切分有了困难，主管语文的机关该解决这个问题吧。
(19)对称。 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魏尔(H.Weyl)写了一部非常有趣的小书，叫《对称》；阐明对称性的重要意义和在艺术和科学上的多种应用。
汉语(例如在构词)的对称性也有重大意义，实际上有了广泛的应用。今日(88.03.20)报上发表几篇十分动人的散文，随时可以摘出对称性的构词和造句：
——为死了的，永远带走了的梦。
为活着的，多年未圆的梦。
为年轻人一天要做三个梦的美梦。(黄宗英)
——且喜梦多梦酣，
何计梦破梦圆。(黄宗英)
——东险西奇，北秀南绝。
它峰峦林立，怪石峥嵘。(秦牧)
——或如仙女端坐，或如巨蟒出洞，
或雄踞如兽，或笔立如旗。(秦牧)
(20)对称性。 魏尔在《左右对称性》这篇论文中说，对称性这个语词有两重意义。
一重意义是指匀称，有着良好的比例、良好的平衡的那种东西；
另一重意义是指协调，即表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几个部分的协调。
这不只是美学的定义，还是语言学的定义。
(21)不可译。 有作家说，“美文不可译”。西方有人说：“翻译家都是叛徒”——这“叛徒”是象征的说法，其实也是说译出来的比起原著来走了样。这是绝对化的说法。信息的表达怎么会不可能呢？然而各个社会集团的感情(社会感情)是不一样的，要传递这样的感情当然是难的，但也不一定是绝对不可能。
(22)“官场用语”。 日本《朝日新闻》(88.03.03)说，有议员要求政府官员答辩时不要使用“难懂的用语”，例如 答辩时说“表示遗憾”，可能“表示完全否定，半否定，或肯定”。这位议员说，“官场语言难懂的原因”在于“日语某些词汇的暧昧性造成的。”不，我看不是语言本身造成的。是“官场”的现实导致了使用ephemism(委婉语言)——我们熟知的“官场用语”：“考虑考虑”，“研究研究”，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23)“简明英语”。 无独有偶，英国《每日电讯报》(88.03.10)也说，英国内阁也要求公务员使用公众“能够理解的英语书写、说话和思考问题”。撒切尔夫人也呼吁放弃这种“难懂的”“公文语言”。天呀，不能完全归罪于语言。“公文语言”之所以难懂，因为有权者正利用这种“模糊性”来随心所欲地解释一种意图，或逃避一种直言所引起的后果。
让“不受欢迎的人”在限期内离开——这个词语说穿了其实是抓不到真凭实据或无法抓到真凭实据的“间谍”，可一说穿了，就不好处理了。
所以，这一类“官场”用语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能完全归罪于语言本身。
(24)手包。“有一次在巴黎地铁里，她的手包及文件被抢走”。(《人民日报》88.04.01)“地铁”即“地下铁道”，北京新兴语词。“手包”为handbag的意译，旧称“手提包”。“手包”这样的语词将悄悄导入社会生活，因为它简明，如同“地铁”一样。
(25)编辑／编辑家。 人说：“报上报道圣陶老人逝世的消息时，尊他为‘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这都符合事实。但为什么不肯先称他为我国杰出的编辑家呢？圣陶老人九天之上对离世时未曾听到‘编辑家’这一他最喜欢的称呼，恐怕也不无遗憾……”(《新闻出版报》88.03.19)
圣陶老人何时“最喜欢”称他为“编辑家”呢？
他一九八二年元旦撰文说：
“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
圣陶老人自称为“编辑”，而不是“编辑家”。
编辑是一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工作。
编辑既是人，则不必加“家”。
作家、画家、作曲家、文学家、科学家一一称“家”。
司机、教师、出纳——不称“家”。
(26)雨衣／风衣。用卡几布制成的外衣，五十年代以前称为“雨衣”；八十年代的现在，同样的“穿着物”则称为“风衣”。美国人喜欢穿“风衣”，中国人此刻也喜欢穿“风衣”。雨衣用来防雨，风衣则既防雨又防风——雨衣的用途小于风衣，因此现在无论下雨与否都可穿这种“穿着物”，因为下雨防雨，不下雨防风，无风无雨穿着也不犯禁。七十年代一度被称为“风雨衣”，现在“风雨衣”一词已不多见。是生意经——文绉绉的说法：市场——创造了新语词，还是新语词创造了市场？或者互相“促进”？
(27)联想。 某市开辟一个居民小区，建有离休干部的“干休所”。这个城市的路名大抵取地名作路名，如青岛路，大连路，银川路等，而这个新区则碰巧取名“上饶路”。老干部离休后住在这里，客问：住在何处？答：“上饶集中营”，说者听者都苦笑一声。
由上饶路联想到上饶集中营，只有在老一辈革命者心中才会发生，因为他们经历了(不管是否亲身经历)皖南事变，所以一听见“上饶”便不能不联想到集中营。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避开这种能引起痛苦联想的语言(文字)，这是不难理解的。上面提到的路，何必一定用“上饶”，“渣滓洞”这一类语词命名呢？
(28)运作。 近年“运作”一词在海外(包括香港)流行，其意即“运转”或“活动”——例如《中报》(美洲)说：“中国的民主前路漫漫，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中国的‘议会’运作，距离合理性仍远”(大参88.04.16)。“运作”能导入这里的现代汉语么？等着瞧。
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