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最后一个”的主题总是联系着能够唤起悲剧心理的某个情结。它带来的也许是惨痛与哀鸣，就象库柏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读起来觉得揪心揪肝的；然而，有时只是几许悲凉和几分忧郁，并没有那般强烈的痛感。在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中，人们跟主人公那副忧郁的目光相遇之际会觉出什么滋味呢？这一时刻，你可以想想是否也有什么东西，正从自己身边悄然逝去。
忧郁的产生，按动力心理学的解释，乃生命力受到阻碍的结果。葛川江上的渔佬儿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侵迫，愈来愈失掉自己的用武之地，必然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这样看，“受阻碍”的说法大抵是不错的。然而我们说，这种眼光也有它粗浅之处，因为说到底一切悲剧痛感都可以归结到愿望的不能实现。用文化学与社会学的理论看，价值的观点是不可少的。葛川江古往今来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价值关系的变更。文明的进步，给人们带来许多东西，又从人们身边抹去了许多东西。有些东西是本来不该抹去而又不得不抹去的。不过，价值的毁灭也是所有悲剧的法则，用这样的一般法则去解释葛川江小说的悲剧意味，恐怕也未能了悟艺术的因缘。 关于悲剧，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发生有很大不同。简单说来(这里只能简单说)，西方人注重的是感情浓烈的宣泄，是冲动的强度和力感，尤其在于直面血与死的思考。这种被尼采称之“酒神精神”的悲剧情调，在中国以往的俗文学中也有所见，如“孟姜女哭长城”、“感天动地窦娥冤”一类；但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却有着一套“哀而不伤”的规矩，其准则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止乎”的手段，使情感的宣泄受到阻碍，却发展了迂回曲折的表达途径；它训练诗人们如何利用意象作为指代，取得某种超然地位，凭高俯视情感与意志的挣扎，从而进入恍然澈悟的境界。这种艺术修养，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精华所在。
强度与力度减弱了，然而出现了隽永、绵长的意味。这是中国的悲剧情调。葛川江小说在总体上是具有这种特点的。从这一点去理解“最后一个”们的孤独，以及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缺失，恐怕比较符合作品的本义。但是，这一点还很少为评论家们所注意。许多评论文章都谈到民间文化对葛川江小说的影响，这种看法自然可以从作品大量涉及的风俗、传说、歌谣以及各种民间俚语俗谚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杭育自己的言论中找到根据；不过，我以为这仅仅是葛川江小说的外部特征，或者说只是组成它的血肉那一部分，而不是它的骨骼、经络。其实，在那种朴拙、粗鄙、醒豁的民间文化色彩背后，倒是潜藏着中国士大夫诗学典雅、深厚的韵致。譬如，《最后一个渔佬儿》的主人公福奎向江心抛撒蚯蚓的场面，亦或《人间一隅》尾声中姓仲的汉子黑夜里撑船进城的一笔，完全就是一种寓动于静、虚融淡泊的古典诗境。当然，动静、虚实的处理，有时可以是别的方式，在《珊瑚沙的弄潮儿》和《土地与神》等篇中，便是以升腾的气氛显示生命与造化同体的意象关系。
将富于生机的民间文化与讲究内蕴的士大夫诗学精神揉合在一起，显然是杭育创作葛川江小说时的用心所在。不过，这般用心不等于一种明确的意图。我在得出这个看法之前，并没有听他自己这样说过。我知道，在观念上杭育是醉心于民间文化的，也非常看重普通人的生存意识。他确是有意识地从民间日常生活中汲取艺术的养份。然而，这些并不决定他的叙事态度。他在艺术表达上，时时做出超然物外的姿态，有一种诗意化的倾向。杭育是被人归入“寻根派”里边的，可是用一般的“寻根”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他的创作。在我看来，他以这种态度处理“最后一个”们的悲剧，倒不完全是出于对某种传统的追寻，或者纯粹艺术上的选择，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当代心理背景。
这要牵涉到对文明的反思。显然，当文明体现为科学与进步，带来效率与舒适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生活的种种弊端。于是人们看到，文明的进展，不但从生态上干扰着人的生存环境，而且愈来愈明显地侵袭人的心灵空间，播弄着人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决定着当代社会的价值关系。不言而喻，这种广泛的冲突，具有令人困惑的性质。葛川江小说在展示种种难以抉择的矛盾过程中，实际上流露着对传统和操守的眷顾；葛川江上那些古老的行业乃至许多悖时的习俗与法则，都被写出了它们美好的或是富于人情的一面。那些渔佬儿、船佬儿和弄潮儿，在以自己的方式抗拒着命运，他们独往独来的人生既是困厄的，也是豪迈的。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几分精神的价值。
其实，他们抗拒的不是命运本身，而是现代文明带来的个体的悲渺感。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个体的存在一再贬值，个人相对于社会的力量与价值愈来愈变得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置身于工业社会之外的人们，那些古老行业中的“最后一个”们，倒显示出自己独立于世的生存价值来了。他们直接面对一个世界，直接跟大自然搏斗，从中体验着自身的力量。不是么，在渔佬儿福奎的感觉中自己就象“江上的龙王”那般神气哩。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觉，毕竟属于一颗自由的心灵。然而，问题在于，当他象恪守某种信念似的固守着自己那爿天地，不可避免地沦入“最后一个”的境地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已经确立。这种悲剧意识当然是中国的。
按照西方的悲剧观点，这只能说是一个悲剧的序曲。矛盾尚未展开，不抵高潮，不用说更未出现黄钟毁弃的结果。带着中国艺术精神和抒情气质的葛川江小说，自然走着另一条路子。它试图建立另一种悲剧格局，在价值毁灭之前，要让人们回头看它一眼，投以珍视的无限感伤的一瞥。这个价值表面看是附着于传统行业的自我，往深处看却是个体的存在。
现代人拯救自我，是当今世界性文学主题之一。一般说，西方作家的兴趣较多集中在人生的失落感和荒诞性上边。所以，当代西方文学很少将这个主题与悲剧的主题结合在一起。西方作家大胆宣告自我失落，刻意揭示人的生存境况，因而他们笔下的人物不是倒霉汉就是嬉皮士。自海明威以后很少再有那种硬朗的男子汉形象了。也许，在文学的世界里，那种形象已经显得悖时了。而悖时的特点，在当代西方作家手里，往往是一块荒诞的材料。杭育不象他们那样看问题，也许中国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反正这块材料在杭育手里派了别的用场，悖时的心态和执着的性格一并做成了精神自救的文章。可以说，这是葛川江小说的独到之处。这种精神自救，在葛川江的主人公那儿自然不会是某种自觉意识，而只是一种行为，或者说就是生活本身，就跟人们干活、吃饭一样平常、自然、天经地义。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生活一旦被发现具有如此自在而仿佛又有那么一点与道俱成的意味，也会产生相当的魅力。
一部分魅力来自人物本身。《最后一个渔佬儿》、《人间一隅》、《珊瑚沙的弄潮儿》和《船长》这几篇，人物都写得不错。杭育是擅于刻划人物的，在葛川江小说的这一阶段尤以塑造“硬汉”见长。他的“硬汉”不能说跟海明威毫无关系，甚至在个别人物身上和某些故事中还明显保留着海明威的痕迹。不过，杭育毕竟意识到，不同的“硬汉”的个体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的人物既然属于葛川江，那就应该有着葛川江的存在方式。事实上，人物跟世界的构成关系也决定着人物形象本身。事情不仅仅在于地理、风俗、文化上的差异。海明威怀着“人不是要被打败”的勇气，始终把世界作为一个要被征服的对象，他并不感受到个体的悲渺。而当杭育在海明威的启发下，驱使自己笔下的人物向世界发起挑战的时候，忽然又跟这个世界达成了某种默契。他好象意识到，倘若自我不能跟对象融为一体，它总归是渺小的。抑或并非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艺术思维的习惯使他转向超越个体的寻求。于是我们看到，“硬汉”这种形象，尽管海明威的处理是体验式的，而在杭育那儿却另有超越的意味。他的人物本身有着精神的自足，即便这种精神意味着文明的不发育状态。
进一步说来，杭育的人物可以是悲剧性的，也可以是喜剧性的。譬如，《珊瑚沙的弄潮儿》中那位不知姓名的弄潮老汉，你就很难判别他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其实，即便象渔佬儿福奎那种充满悲剧意味的性格，也还具有改造为喜剧性格的可能。至于《船长》中那位逞能好强的主人公，就更象一个喜剧型的硬汉了，当然他身上也不是没有悲剧的因素。显然，杭育追求的是比较复杂的美学情调。他自己说过，他想把葛川江这个世界搞得斑斓一些，这个意愿多少达到了。葛川江广阔的生活画面上，确乎不只是一种苍凉、肃穆的色调。在民间婚丧娶嫁、四时八节乃至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不乏幽默、谐趣的话题，这也是葛川江小说的本色之一。《土地与神》就是一篇乡村社戏式的作品，那里边有许多南方的风趣和幽默。唢呐和鼓乐声中，让人觉出生命力的涌动。当然，生命的经验不只限于悲喜之间。有时它是一种朦胧的感觉，犹似草丛中的<SPS=1317><SPS=1317><SPS=1314><SPS=1314>，给人带来几分希冀，几分惆怅和惘然。在《红嘴相思鸟》中，少男少女的心绪就是这样描述出来的。爱情故事不是杭育的擅长，但这篇确是写得很美，他似乎要竭力证实他的葛川江不只是一些线条粗犷的东西。
在若干年的写作训练中，杭育逐渐形成了追寻风格的兴趣。他时常有意识地寻求一些变化。当然，读者在本书中还看不到比较明显的变化。收入本书的各篇作品皆属葛川江小说的第一阶段，是八二年底到八四年那一期间写成的。那时他刚从别处转入葛川江题材，较多考虑着如何写得集中、整齐。所以，这里提供的只是用写实笔墨建立起来的一种比较沉稳、持重的风格。大约八四年以后，他在写实的基础上掺以变形和荒诞手法，同时在叙事语态上也有新的实验，形成另一种相对飘逸的风格。譬如《流浪的土地》和《阿环的船》等。
时常有人问我，杭育的创作下一步将会出现何种变化？我觉得以后的事情都很难估计，不过我想他应该努力寻求具有中国艺术特点的叙事风格。对他的判断我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失误。记得八二年底，杭育动手写《最后一个渔佬儿》之前，跟我谈过它的构思，他说得起劲，听起来却不怎么样，可是等我看到文字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作家内在的艺术感觉，别人是很难把握到的，就是跟你说了也没用。其实，作家有时自己也没法把握自己的感觉。杭育曾经有过始料未及的成功，那么以后是否会碰上始料未及的失败呢？我想他要是还打算写下去就该有这种心理准备。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杭州翠苑
(《最后一个渔佬儿》，李杭育著，将由台湾洪范书局出版)
李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