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四部分，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时引用了列宁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写给苏俄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的一段话：“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十五卷第473页)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我国的计划经济问题时也喜欢作这样的引证(参见卫星华、洪银兴、魏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12页)。作这样的引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列宁不赞成制订“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他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我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从中译文的处理谈起。我觉得，之所以造成列宁似乎是在批判计划经济的弊端这样的印象，是由于旧的中译文在表达上不够确切、不够严谨。问题出在这两句话中的头一句上。头一句话的原文为：“Целый，цeльный，наcтоящий，ппан для наc теперb＝《бюрократичeскаяyтоnия》。”(《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五十二卷第76页)现在，《列宁全集》中文新版在收载这封信时已把这句话改译为：“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列宁全集》中文二版第五十卷第130页)旧译文把“计划”和“官僚主义的空想”直接划等号，这样处理是不恰当的；按原文，应是等号前的全部词语等于等号后的“官僚主义的空想”，由于在表上忽略原文的句式，致使列宁讲这句话的语气有所变化，使批评的落脚点转到计划上来了。其次，旧译文中“计划”前的修饰语“无所不包的”尽管没有译错，但在此处的语言环境下；含有讽意、贬意，使人觉得列宁是在讥讽和贬低经济计划。新译文按列宁的句式来表达，遣词注意了准确，恢复了列宁的本意。
从新译文不难看出，列宁的本意是在批判官僚主义，而不是经济计划本身。列宁的这句话意在说明，订得再好的经济计划，由于官僚主义也会落空的。请注意这句话等号前、紧挨着等号的“目前对我们来说”一语。可以说列宁写信时的心声尽在其中：列宁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的十分猖獗的官僚主义是多么痛心疾首！通读列宁的这封信，完全能体会到列宁的锋芒所向。列宁在这封信的开头就已指出：“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问题官僚主义化。”列宁同时提到经济计划和官僚主义，是为了指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联系，说明苏俄当时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起的消极影响。他与此同时写的《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明确提到，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它的贯彻和落实在“大官的官僚主义习气盛行的环境中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大官们“用纯粹官僚的态度葬送实际工作”(同上，第四十卷第349和351页)。列宁提到的经济建设中的官僚主义有多种，如“官场的拖拉习气”、经济主管部门之间的扯皮现象、经济领导工作中的人事纠纷和弄权渎职，还有经济工作领导者对行政手段的热中以及由于“不学无术的自负”而表现出的对专家、学者的科学成果的鄙薄，等等。苏俄的官僚主义并不是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已存在了。这正是列宁对之大加挞伐的原因。列宁由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进而提出了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这样的思想，他始终不渝地加以宣扬，这从他逝世前所写的文章也是能够看出的。他在指出官僚主义危害的严重性时，也清醒地看到它的克服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官僚主义既给苏俄的经济建设带来危害，而它的产生也有着经济根源。苏俄尽管已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却仍是一个小农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差，文盲很多，这是滋生官僚主义的肥壤沃土。官僚主义的根除，除政治领域本身的有力措施外，治本的办法在于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列宁在谈论官僚主义问题时，殷切希望苏俄“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等等的马上(同上，第四十三卷第392页)，即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现代化。
从上述列宁的这封信，人们的确难于看出列宁是在反对制订经济计划。在这里，要交代一下，列宁所说的经济计划就是指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制定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早在一九一八年，苏俄即着手编制电气化计划。这项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也未完全中断。列宁认为，恢复和改造苏俄的国家经济必须以全国电气化计划为基础，全国电气化是使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一九二○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全国电气化计划终拟订出来了。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计划。列宁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经济计划”、“广泛的经济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同上，第155页)，并由此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同上，第156页)。为了在电气化计划的基础上制订“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全国电气化委员会改组成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直主持全国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国电气化计划实际上是一项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运用于经济建设以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为保证这一规划的实现，必须相应制订短期计划以及部门计划和地区计划等。这些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总揽其成。列宁在这期间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之间的书信来往是较为频繁的。我翻检了列宁在此期间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全部十多封信，没有发现列宁有反对经济计划的意思。相反，列宁在这些信中，不管是谈总的计划还是局部计划，不管是谈长远设想还是近期安排，他都力促计划的落实和实现。
列宁的上述那封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写于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酝酿改行新经济政策之际，列宁所说的“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我想说明的是，作为“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前身的电气化计划的制订虽然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但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它的制订并不是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需要。新经济政策否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事实是，苏俄改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并未放弃全国电气化计划。1921年12月，列宁在写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另一封信中指出：“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同上，第五十二卷第40页)苏俄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前此苏俄经济建设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人们通常认为，列宁此时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上有所领悟。这的确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巨大进展。我觉得对列宁思想的进展也应实事求是，由此认为列宁当时已看出计划经济的弊端，那就过头了。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提到了商业的重要，市场的重要，但直到逝世始终都没有得出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更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它们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当然，列宁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并不因此而失却其伟大意义。
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在上面谈论的是列宁对“经济计划”的态度，而不是对“计划经济”的态度。“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已对它们作了严格的科学区分，这不必多说。我只想指出的一点是，不能把列宁的“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同后来斯大林所搞的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列宁有没有谈到“计划经济”呢？谈到了，但那不是在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里，而是在别的地方。例如，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列宁在写给美国著名电工学家查理·施泰因梅茨的信中明确说道，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保证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同上，第四十三卷第142页)。“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在《列宁全集》中文旧版中被译成了“实行计划经济”，这也是与原文不符的，因为列宁并没有直接使用过“计划经济”的确定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从新译文中仍可以看出，列宁不是在揭露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是充分肯定地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
我觉得，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话当作反对计划经济的话来引用，那是根据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认识来代替列宁的思想，表达的不过是列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未形成的思想。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问题在于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模式的。我们在建国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以斯大林的那种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模式，并增加了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反思，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有机结合上走出了新路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允许发展，也是能够发展的。作为发展，我以为，不一定都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里找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进的一些主要的东西，原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一定靠引用列宁的话来说明。
丁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