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五四人物的一批著作，《吴虞集》、《吴虞日记》自然也在其列，掩卷时望着扉页头戴瓜皮帽的吴虞像，感到这才是真正的吴虞，“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桂冠，实在是错给了他。
诚然，吴虞写了一些反孔非儒的文章，但反孔非儒并不等于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反孔非儒者比比皆是；即使是儒学定于一尊，孔子成了圣人之后，历代反孔非儒的学派、言论亦史不绝书。诚然，吴虞受过时代风潮的感染，曾经留学日本学习政法，日记中记有不少他读过的西方哲学、政治、法律等著作的名称，可很难说他究竟接受了多少西方近代思想，在他现存的一百多万字的著述、诗文、日记中，仅有三四处引用过约翰·密(弥)尔和孟德斯鸠的话，而且显得十分生硬，远不及他运用中国传统文化那样挥洒自如，显然他并未真正理解它们，至于卢梭、伏尔泰等人，仅仅只提到名字。当然，这还在其次，因为搬弄“语录”未必就是通晓，何况当时以传统语言表述新思想是屡见不鲜的。更主要的是，就其论述的内容、观念来看，吴虞攻击孔子，痛骂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依据，并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个性独立，而是老子、庄子、墨子、列子、文子、商鞅、王充、阮籍、嵇康、孔融、李贽等中国历代非儒、反儒学派或儒学异端的论说，在总体上未脱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与历代反正统的思想格局。他本人在《道家法家均反旧道德说》一文中还特别声明自己的观点是地道国粹，他所说的“都是我国古之义所讲的，不是我杜撰的；想来那些绅士遗老也不能效义和团，加我一个‘投洋’的罪名了”(《吴虞集》，55页)，急于洗刷自己与洋学干系的心情跃然纸上，与陈独秀等人公开声明引进西方文化，反对旧思想、旧伦常大异其趣。
从吴虞一生的思想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攻击纲常名教、家族制度虽然多少受时风的熏染，但更直接、更主要的诱发因素是他的家庭矛盾。一九一一年前后，吴虞因为父亲纳妾及财产等问题，与其父发生冲突，他又将此事经过写成《家庭苦趣》一文油印散发，且刊于《蜀报》第八期上，一时轰动了成都的“上等社会”。时人依据封建伦常、道德规范，指斥吴虞为“非理非法”的“忤逆”之子和“名教罪人”，将其逐出教育界。这件事(以及他婚后长期与大家庭共居，深感不自在)激起了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纲常伦理的逆反心理，并从历代反正统非正统的言论学说中找得思想上的共鸣。自此，吴虞认定他父亲是魔鬼(日记中均以“老魔”、“魔鬼”呼之)，认为其“心术之坏”以及社会舆论之所以偏袒父亲，都是“孔教之力使然也”，开始著文反对孔教，且集矢于孝道、名教、家族制度，而他使用的武器则取自他最熟悉，且深有所悟的中国文化中非正统的部分。相比较同样也因苦于伦常之扼而激起反抗思想的谭嗣同来说，吴虞对天赋人权等西方近代学说的接受以及“冲决一切网罗”的反封建勇气，都不及二十年前足未出国门的这位官宦子弟。即使比起魏晋名士、王学左派的“非汤武薄周孔”，嬉笑怒骂的言行态度，吴虞显然也要温和得多。一千五百年前孔融在论及父子、母子关系时，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与近代西方洛克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吴虞在《说孝》一文中则明确表示自己虽反对儒家孝道，但不敢作如是说，而《说孝》一文，历来被认为是吴虞反孔非儒的代表作之一。
正像阮籍、嵇康无视名教、放浪形骸，戴震斥责“以理杀人”，所反对的只是假道学(名教)，而不是道学本身一样，吴虞所要打倒，所猛烈抨击的主要是纲常名教的某些流弊，直白地说，只是纲常名教中压抑他、束缚他的那一部分，而在内心深处，却是对正统的认同，他在日记中常常流露出的封建家长的专横态度与心理，自己多次纳妾，精通封建文人捧戏子、写艳诗的无聊玩艺，把声色作为“聊以遣兴”，“逢场作戏，无伤大雅”(《日记》，153页)之举，却对女儿、女学生们正当的社交活动、自由恋爱大加指斥，以为是“慕欧美自由之文明”，“辱没祖宗，辱没父母，更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日记》373页)，都是这种认同的外在表现；他从人贩子(原文如此)处买妄时，如同对待牲口一般检查有无狐臭、挑剔该女嘴唇厚，规定她每年只准探视母亲一次的行径，与近代资产阶级强调人的尊严、人道主义、人性解放，相距不可以道里计。从他痛斥女儿的话中透出的是他对“欧美自由之文明”的极端憎恶。不过，这些因为都是个人的私生活，当时鲜为外界所知。
由此，吴虞批孔反儒的文章在《甲寅》杂志和《新青年》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使吴虞成了与陈独秀并驾齐驱的批判“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胡适语，见《吴虞文录序》)，《新青年》第三卷把吴虞列为当时国内的“大名家”。盛名之下，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开设诸子文及国文二课。最初学生们慕名选修，听课学生之多为北大国文系向所未有。但他那种形式上激烈，骨子里守旧的观念、学说，是经不起实际检验的。经受了五四思潮洗礼的北大学生们对他的讲课和回答问题常感失望，纷纷退课。吴虞自此消极颓唐。一九一四年他还嘲讽廖平“在上海溺一妓赛金花，几致堕落。尊孔者道德如是，可发一笑”(《日记》，122页)，时过数载，他自己亦到八大胡同混日子，写恶俗不堪的艳诗以作自我安慰。有的论者以为这是吴虞思想倒退，其实不然。他与陈独秀等人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后者完成了从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自觉地批判旧文化，吴虞虽也在时代大潮推动下前进了几步，而且他的文章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本人始终没有完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只是以传统的异端形式作有限的反传统，而且一旦发现反传统的浪潮超越了他所能接受的程度，甚至将反到自己身上时，又会立即转过来抱住封建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虞二十年代以后的言行算不上倒退，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这只是一个旧式文人无法适应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向他最熟悉的地方——封建传统，寻求安慰、逃避现实的真实表现。
读书献疑
马自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