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克斯在经济史领域内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和熊彼特一样,希克斯感兴趣的是提出一种可以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史的经济理论,而不是专门去研究某一时期的某一类具体的经济史课题。因此,他同熊彼特一样,可以被称为杰出的经济史理论家,而不是经济史专家。
希克斯把经济史分为两类:一类讨论的是生活水平问题,包括的内容是,生活水平如何随时间而变化;某一社会的全体居民或全体居民中的某一阶级在某一时期内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以及如何把它与另一社会的全体居民或其中某一阶级在同一时期内达到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等等。另一类经济史所研究的是“经济人”的出现,这些“经济人”创造了这种或那种经济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两类经济史研究中,希克斯的兴趣在后一种。“我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经济人’到底是怎样出现的这一问题。”(186页)因为这种研究关系到经济制度或经济活动方式的演变。他认为这种研究才是真正重要的。把经济制度的演变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角色的演变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构成了希克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特色。
在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中,关于工业化的研究占据重要的位置。他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来说明十八世纪末期以来的各国工业化过程,即现代经济发展过程。
库兹涅茨曾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特征,即:(1)小生产与人口的急剧增长;(2)生产率(相对于投入的产出)的急剧增长;(3)结构的变化,如人口从农业中迁移出来;(4)社会变化,指城市化与非宗教化;(5)运输与通讯的革命,把世界史无前例地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6)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增长,以致有些国家发展为“先进的”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落在后面。希克斯同意库兹涅茨的这种归纳。但这个特征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什么在推动着这些变化呢?库兹涅茨把它说成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希克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仅仅有科学技术进步还不足以产生工业主义,或者说,把科学技术进步看成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力量是不足以解释一八○○年以来的工业主义的整个历史的。按照希克斯的看法,对于工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言,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只是条件之一,除此以外的条件还有:规模经济、土地、劳动。他的论述如下:
1.规模经济。希克斯区分两种规模经济。一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专业化,另一是工业特有的规模经济,即大规模生产。前一种规模经济与后一种规模经济相比,不但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前一种规模经济与人的熟练程度有联系,后一种规模经济则是由非人力因素支配的,它所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垄断。
2.土地。这里所说的土地,是泛指自然资源而言。自然资源的短缺成为工业主义的障碍。然而,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自然资源的丰裕和短缺状况是不一样的,希克斯写道:“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在工业主义以前的时代,这些国家之间便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又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在非工业化的国家与轻度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有些国家因为它们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已经成为富裕的国家……没有力量实行工业化的是一些享有较少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学展望》第52—53页)
3.劳动。希克斯把劳动的短缺(主要是特殊的劳动的短缺)看成是阻碍工业主义的另一个因素。只要经济扩展了,必然会出现某些特殊劳动的短缺,其结果,工资水平将提高。虽然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来解决劳动短缺问题,如依靠新的技术发明,或培训工人等,但它们依然会导致平均工资的上升。
希克斯认为,只有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土地、劳动这样四个方面来解释工业化的历史,才能得出比较完整的看法。
经济的波动是一个纯经济理论的问题,而经济波动的历史,却是经济史考察的范围。希克斯作为一个西方的著名的经济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波动理论。(参见希克斯:《经济周期理论》)他采用了乘数和加速数交互作用的原理来说明经济由上升到下降,再由下降到上升的原因。并以此对历史上的经济波动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前期欧洲的经济波动,希克斯认为休谟的论述向来是很少有争议的。但即使如此,也很难就此作出定论。根据休谟的理论,一五○○——一六五○年之间,由于白银从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大量流入欧洲,因此物价上涨了。希克斯引用了厄尔·汉密尔顿的《美洲的金银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中的论点,即西班牙价格水平在一五五○——一六○○年期间提高了将近一倍,并在一六○○至一六五○年间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但按年度上涨率计算,物价的上升却是很缓慢的。希克斯又引用维维斯《西班牙经济史》中的论点,即西班牙的物价上涨看来很可能早在白银输入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根据这些论点,欧洲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经济波动,未尝不可以重新研究。但不管怎样,由于当时的经济是一个封闭体系,在封闭体系内,白银数量的增加必然使物价上涨,这仍是可以解释的。在金本位制度下,利用货币数量学说来解释经济的波动现象,也可能有说服力。希克斯写道:“在萧条时期,人们感到价格低了,在繁荣时期,价格高了,而正常的价格水平本身则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从而也就是随着商品供给的变化)和黄金供给(亦即来自矿藏的供给量)的变化而相当缓慢地变化。……如果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间的物价趋向于下跌,这正是我们按照上述观点应该预料到的。生产率提高得相当快,但黄金的产量则停滞不前。价格趋势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能被观察到,而在一九○○年以后便是清楚明白的了。这一变化是与来自南非黄金产地兰德的新生产出的黄金量相符合的。”(《经济学展望》第67页)
然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情况便复杂得多。这时,世界货币制度陷于混乱之中,货币的金属基础削弱了,货币金属也丧失了它的权威性。而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已与金本位制度时代大不相同。希克斯认为,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必须寻找另外的解释方式。简言之,在金本位制度之后,经济的波动不可能再用货币数量因素来解释,也不能归因于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必须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来加以说明。例如,初级产品供给状况、市场起作用的状况、工资水平变动状况、国际竞争和国际价格传递状况等,都可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济的波动过程。
希克斯还指出,经济的波动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的确定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重视物价的稳定和工资的稳定,而对于维持就业则注意得太少了……五十年代把维持就业视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固然并不永远是成功的,但这是一种倾向);对比起来,稳定却似乎是次要的了。”(希克斯:《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第57页)这表明,希克斯认为在当代西方的经济波动中,政策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这里,希克斯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史可以区分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私人投资继续循着旧的‘循环’方式起伏波动;因为旧的商业循环的真正原因……还没有去掉。但在这个旧的循环之上又加上了‘凯恩斯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将毫不奇怪地发现,这种政策——在这个循环的整个期间——在提高一般经济活动水平方面,要比在抑制经济波动方面,较为成功。因而,在经济衰退时失业比旧时为少;但是在经济繁荣时通货膨胀却比旧时为多。”(《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第57—58页)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希克斯认为在于工资的不可逆性和工资的相互攀比行为。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希克斯指出第二个阶段的特征在于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并存,而这仍然是同工资的“社会压力”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时的问题已经要比第一个阶段严重得多。希克斯根据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四国的经验材料,对六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过程作了考察,他仍然认为应当用初级产品的供给、市场的作用、工资水平的变动以及国际影响来进行解释。希克斯对当代西方经济波动的上述解释,表明了他在经济理论上是自成一家的。
希克斯在西方经济史学领域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确切的回答。他不象熊彼特那样提出了完整的、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史过程的创新理论,又不象凯恩斯那样以自己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体系来影响一代经济史研究者。与他们相比,希克斯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影响是较小的。但希克斯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某些独到的见解,以及他关于经济史的某些具体论点,仍然有影响。希克斯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以经济理论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同时也较深入地涉及经济史领域的有影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
在希克斯的经济史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泛指一般理论与一般历史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希克斯当作经济理论研究为主而同时深入到经济史某些领域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的话)。
希克斯曾指出,“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我以为我是理解这种怀疑论的并对它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我对这种怀疑论的赞同超过了对汤因比或斯宾格勒的宏伟构想的赞同,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创制的历史模式,就其艺术感染力而言,在其科学吸引力之上。”(第5页)这说明,希克斯是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连贯性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的。他之所以不赞成那种缺乏系统理论对历史指导之下所写成的经济史著作,很可能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为此,他写道:“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这更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那种事。”(同上)
在处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时,希克斯重视统计学的作用。他认为,在历史上进行活动的是一个又一个人物,他们的行为有自己的特点,这样,由不同的人物的活动所构成的历史必然具有人物的特点。这就是历史的特殊一面。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个别活动的特点则是不重要的。理论要求的是平均数,既然是平均数,那就不代表个体,而代表群体,不代表独例,而代表一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正是遵循了集体行为原则,也就是统计上的平均数的原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运用理论来指导历史的研究时,要把历史上的一般现象与个别现象区别开来。希克斯写道:“凡是可以应用一种历史理论的历史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都可以看作具有这种统计学的特点。当我们注意的是一般现象时,理论(经济理论或其它社会理论)便可能是合适的,反之则往往不合适。”(第6—7页)
希克斯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有一种解释是:如果路易十六是一个勤奋的“国民公仆”,法国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希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如果这样来看待历史,那么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个别的历史事件,而难以运用理论来加以说明。
由于希克斯这样来看待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一般现象与个别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适用程度,所以他自称对历史发展的理解近似于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序列解释,也近似于德国历史学派的阶段论。但希克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一定同马克思所分析的和德国历史学派所概括的那样,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分析的和德国历史学派所概括的都是正常的发展,而经济史是应当乐于承认例外现象的存在的。不仅如此,希克斯还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也不是象马克思或德国历史学派所设想的那样正常的。他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变是一种渐进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不是出现一次,有时会变回去,然后再变过来,多次反复才实现这种转变。这就是历史的实际与理论模式不一致之处。
希克斯对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有系统观点的、著名经济理论家,始终是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态度来看待经济史研究的。在考虑希克斯经济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时,这也应在此例。
(《经济史理论》,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4.00元)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