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这里，盛宣怀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清楚的，他看到了使用轮船乃中国经济发展之需要，所以不能权全让外人。盛氏经营矿业乃一方面为新兴工业所需要，另方面是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他以后创办与经营铁路、银行、纺织及办学堂都同此目的。盛氏的这等“非常之举”完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夏东元教授称盛宣怀为“顺应历史发展的佼佼者”。
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盛宣怀进步的一面。造成他的悲剧的乃是他的另一面。
自办工业企业始，盛宣怀所奉行的哲学就是：“欲办大事，兼做高官”。在举办轮船、电报、矿务、纺织等业的基础上开始做官。后来确实做了大官。到一九一一年荣膺邮传部尚书时，他就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洋务民用企业，经济上成了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支柱。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先进的生产力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扫除封建障碍，资本主义方得以发展。而盛宣怀确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要发展资本主义，而另一面要做封建高官，这使得他的一生都充满着进步的经济实践与保守的政治主张的矛盾。并使得他的经济实践随着洋务运动一齐失败。这不能不是个悲剧。
“目下留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确实如此，盛宣怀随着官越作越大，他的经济实力也就越来越雄厚。当他一九○八年任邮传部右侍郎后铁路统统握于手中，并利用这个权力把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有机地联缀起来。形成初具规模的官僚垄断经济体系。所以夏东元先生说：“盛宣怀的问题，不在于他用商本以谋利，而在于他：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以凌商”。但是这种用官力联缀起来的官僚垄断经济体系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清王朝被革命摧垮，盛宣怀的官也不复存在，因此赖以存在的官僚垄断经济体系也随之付于东流。
为其官必谋其政。盛宣怀做了高官改变了原有的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积极的参与政治的结果是以盛宣怀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经济上的进步实践与政治上保守反动的必然结果。
(《盛宣怀》，夏东元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平〕4.45元，〔精〕6.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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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