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一类作品显得浅薄还是表现手法太陈旧了呢？
谌容倒似乎不在乎这些。她也许明白自己应该在文坛中选择什么样的位置。谌容的好处，我觉得首先是不媚俗，她确实不管新潮旧潮，只管顺着自己熟悉的路往前走。眼下这种自己珍视自己的作家已经不多。第二是她还老在琢磨着自己这个路数里能不能变换出一些新花样，使问题表现得更含蓄、更丰富。
《八八年综合症》我觉得就作出了较大的努力。这篇作品，好就好在对一九八八一个年度的社会现象关注，思考和归纳以后，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表现角度。好就好在只写一张牌桌，专注地写那么一局麻将，把一切一切都融注在这几位牌友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之中。从整个格局看，谌容要通过那么一局麻将，写一种勾心斗角式极紧张的竞争，表现那么一种建立在发财与破财问题上的经济关系。而从她勾勒的每个人的状态看，她又极力要表现这四个牌友每人内心的紧张、骚动与不安全感。这四个人都以一种极度的内心紧张，用自己的方式，力图竞争倒对手。而牌局本身又是那样的不规则与无秩序，于是摸牌人的内心就更紧张。因为生活的单调、无聊于是要玩麻将，而一玩上麻将却表现出高度紧张后的亢奋与浮躁。上牌桌前每个牌友都表现出一种疲软和抑郁，上了牌桌却成了一台台高速运转把握不住自己命运丧失了理智的机器。谌容把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全都凝缩在这么一局麻将上，而在表述上又不露寓意的痕迹，写得不慌不忙。所以我觉得在自己的表现范围内，谌容这个短篇又很明显地往前走了一步。
《八八年综合症》在表现上还是追求很通俗的白描手法，用很轻松的笔调来写牌桌上每个人内心的紧张，这客观上就造成一种辛辣的讥讽。在轻松中又故意制造一些幽默，这幽默也说不清是暖色还是冷色，客观上制造出一种牌桌上烟雾萦绕的效果。谌容试图通过这种效果来让读者产生一种迷迷<SPS=0711><SPS=0711>的感受；关于这个作品的题意，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公式。谌容要追求的，是社会问题小说的复义效果。
张洁和谌容一样，也非常关注自己与社会生活脉搏之间的距离。张洁是被十九世纪文学熏陶出来的那么一种作家，她珍惜自己的怀旧情绪，她好冲动，比谌容更多一些情感色彩。
近几年张洁致力于长篇，她有太多的感慨要发，前几年那些精巧的短篇见不着了。去年在《天津文学》发过两篇，觉得对现实生活中的愤怒多了一些，能沉淀下来的东西又少了一些。今年年初张洁告诉我，她想通过写作一个短篇系列重新寻找过去那种短篇的意境，于是我读到了《最后的高度》与《谋杀》。这两篇作品都选取生活中极平常极平常的琐事，表现这中间的抑郁。《最后的高度》完全是极明朗的写实。这样一个老太太，张洁显然要表现她晚年的凄凉。可偏偏要写那么明朗的一个背景：儿子是孝顺的，媳妇也无可挑剔，一切都正常得很，只有通过猫来让你感觉不正常。张洁把所有笔墨放在老太太对猫的寄托上，要表现表面正常背后的冷漠。我觉得其中精彩的是几笔关于阳光的描述，然后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结尾。老太太干干净净地洗了澡，儿子媳妇临睡前还是照例机械地前来问候。老太太躺在床上，一下子明白了猫为什么那样去死。这一笔，一下子就盖过了前面的诸多瑕疵。
《谋杀》在构思上显然要比《最后的高度》高出一筹。这篇作品着墨于写意，多少有些寓意效果。这个故事，一开始张洁就让你明白，她要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么条混浊的社会生活河流里，究竟是谁扼杀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精神？作品有意思的是并不像《最后的高度》那样让你一眼望得到底。主人公显然先在家庭生活中感到窒息。窒息感来自父亲要用中医给他治病，母亲要用西医给他治病，他每天要吃很多很多的药，父母又迫切希望了解他的隐私。在这种窒息的状态下，他只想着他的女朋友，想把自己的日记寄给女朋友，又在邮局遇到了一个毫无人情的女营业员。这里，谋杀者是谁呢？张洁用强化整篇氛围来突出这问题的效果。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存氛围。在这么个氛围里一个生命就象一张纸一般苍白。似乎是被禁锢在一个僵死的空间里，所有的人都是看守，包括主人公自己。这么种状态下所谓的精神维系本身就是极虚假的，问题是主人公还不明白这虚假。邮局里一个偶然事件使他看清了所谓的寄托其实就是自己留下的阴影，于是游丝一样的联系也就因此中断。
这个作品前半部分家庭空间的渲染应该说并不出色，吃药尤其是一个用俗了的细节。好就好在邮局一场，张洁在发挥中达到了较好的竞技状态。她先写这么一个灰色建筑物中的氛围，写人一进入这个空间便变得呆傻、木然。然后写主人公与女营业员产生冲突，有意思的是冲突并不是单单通向精神维系的剪断。在剪断的细节前恰恰有一个层次，写主人公因为争吵而出现的活泛，因为渲泄与刺激死了的生命似乎活了。这就一下子丰富了题意。有了这一层次，剪刀一剪就同时带出了两个意向：一方面是精神维系的剪断，另一方面是剪断精神维系后产生的轻松。这时，在究竟谁是谋杀者之中又引出了另一层题意：究竟应不应该剪断这种精神维系，哪样更好一些？两者重叠，显然这后者所提的问题要更深入一层。
《谋杀》和《最后的高度》是两篇表现手法极不相同的作品。《最后的高度》好在不动情中写出动情，但趣味上没有特别大的超越。《谋杀》构思角度要胜于《高度》，但氛围安排有的地方过轻有的地方过重，又不如《高度》流畅。但从篇幅与容量的比例说，我觉得两者都很难得。因为它们毕竟都只有五千字，目前五千字以下的小说太少。
徐星也写社会问题小说，但他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社会。他的小说与谌容、张洁毫无相同之处。徐星绝不可能对社会有那样的热忱。他内心深处有太多的抑郁太多的委屈，社会是他发泄抑郁与委屈的对象。有人说他是“垮了的一代”，我倒觉得他身上背着太沉重的卸不掉的包袱，因此他往往想垮而垮不起来。我想有价值的，倒就是这种想彻底而彻底不了，想潇洒而潇洒不了中透溢出来的迷惘与失落感。
《剩下的都属于你》流畅、好读，徐星叙述的就是自己骑自行车南下游荡的经过。这些经历相信来自徐星的真实体验，所以写得生动，富于趣味。作品中有一个主旋律，这是篇名本身就告诉我们的。徐星通过这么一段经历，目的是要表述自己的不忿和愤概。
徐星跟我说，这是一篇流浪汉小说。我也知道徐星确实有过一段南下流浪的经历。但我觉得此篇有了一个流浪的行为过程，却缺少流浪汉小说的神韵。二十世纪的流浪汉小说似乎应该有一种彻底的流浪精神，但《剩下的都属于你》里显然没有。徐星在这里似乎因为情绪上的一味宣泄而难以顾及精神世界的开掘，以致许多东西都显出没有写透与难以写透。比如主旋律一再强调“我”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和西庸之间的友情，那么这种友情在流浪这个大背景下，从人际关系的深层考察，究竟能不能支持住“我”疲惫的心灵呢？比如“我”一路愤慨，一边叫嚷还剩下什么一边希冀于还得到什么，似乎一心寻找他所羡慕的位置较好的一个家园，那么流浪本身又究竟有没有一种精神放松宣泄以后的乐趣呢？要是我们把凯如阿克的《在路上》和徐星这篇作品作一比较，会发现其中的观念极不相同。在这篇作品中，徐星的精神并没有达到流浪的状态。
但细想，这恰恰又是徐星实在的状态。徐星其实并不具备在路上那种很潇洒很洒脱的现代意识。在不具备这种意识时强求他去表现这种意识，不又要逼着他去矫饰自己吗？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北京
(谌容：《八八年综合症》，《人民文学》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张洁：《最后的高度》，《人民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三期，《谋杀》，《作家)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