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哲学大家那里，自己的社会经历仅为童趣私情，闲暇谈资而已，与自己的玄思毫不搭界。萨特却从生存问题出发，不仅热衷谈生活经历，还煞费苦心地从中生发出万端人生极致。他的一生，罩着一个巨大的影子，即他所属的阶级。在《文字生涯》中，他对外祖父着笔很重，这个人沉溺于法兰西旧日的荣耀中，是封建贵族精神的遗老和清教式资产阶级教化者的混合。幼小的萨特从他那里接受了唯心主义教育，故纸堆的霉气在他的鼻孔里却是诱人的芬芳，他的心里萌发出强烈的自傲情绪。但这些又是他的沉重包袱。他不愿意吊在旧传统的“热气球”下面，毫无目标地飘荡；年幼的时候，他对那些古代的圣物感到恐惧，把它们视为可怕的陷阱，时时想撕裂它们构成的幻想。但是，在狭隘的书斋长大，他所能设想的办法只能是在书本之间，那些小小的诡计都是古人用腻了的，所以不知不觉地，反抗居然和认同一致起来，小萨特在这个自造的小体系中竟自得其乐，忘形其中。当他又一次奋身挣脱这个束缚时，最后的怀疑只能落在“情感的真诚程度”上；我“真诚”吗？“对自己的谵语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根本问题，但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这种窥及内心极深处的触目惊心的怀疑不可能是冷静而超然的，因而跟随其后的，必然是难熬的焦虑。
萨特着力强调他是赤条条一人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他还不失时机地嘲讽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分法，但他的焦虑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超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框架。假如没有超我，他恐怕要堕入最深的情感之渊了。
阶级本性理所当然地作了这个“超我”。外祖父的遗产不再被视作调侃的对象，反而受到最高赞赏，成了他的护身符。——这似乎都是在他思路莫及的层次发生的，姑名曰“超哲学”的东西吧。这造就了一个活生生的萨特：他积极介入各种政治活动中，以过热的激情弥补失去祖先的荣耀所带来的恐惧；他努力以诚实的外表出现，似乎具有怀疑、批判一切的无畏精神，这正是本阶级的幻梦破灭带来的心理逆反效应。小说写到这些地方，讳莫如深，锋芒大减，也许更说明问题。在这点上，萨特比加缪要“不真诚”得多：加缪坦然承认自己是“古典主义”的，行文中流露出朴挚的尚古精神；萨特则时常文过饰非，欲作时代的急先锋，实际上更像颠狂的落魄子弟。
当然，从“哲学家萨特”这一面讲，我们应该承认阶级尾巴带来的好处。他毕竟能冷静地观察到本阶级的细微隐曲，如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已成定论的命题，对资产阶级人物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从同样的角度，他还认真研究过福楼拜其人，有惊人的洞见。
萨特一生都在“作戏”，只是分无意识的恶作剧和有意识的超脱两种，《文字生涯》的前半部详细描述了前一种。当萨特为“是否真诚”的问题羞得无地自容时，便把目光转回生活。他意识到，人注定是要作戏的，只不过有着不着戏装——是否或敢不敢面对赤裸裸的自由——之分而已。成年后的萨特成了个“尽可能诚实”(出自其答记者问《七十岁自画像》)的作戏者，他抱着虚无，却没有虚妄，自谓“不买票的旅行者”，在人生舞台上做最惊险的动作。
难以限定自己的生活时，萨特重新评定自己：他过着一种“遗腹子式”的生活。“遗腹子”之说在存在哲学里很有市场，如果说它有神话原型，那就是原始的“死而复生”观，它给哲学家的启示是：生存变动不居，而德行至尚者能超越时代，得到永生。歌德在短诗里就曾对这种韵致感叹不已。尼采自称为“遗腹子”，他的价值只有死后才显示出来。萨特说他所接受的文化有种“追溯的幻想”，因为一个生命的价值只有在未来的评价者那里才具体成形，而评价者不可能止于冷静的回顾，他“忍不住要根据他(指被评价者)本人当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和掌握不住的情况来评价他的行为”，“情不自禁地要对他本人当时忽视而后来证明很重要的事件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海市蜃楼，未来比现在更符合实际”。就是萨特求索人生价值的结果，即他的“戏剧人生”的结论。作戏者需要变动无定，不停超越生活中的“我”乃至任何一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如萨特的好友尚松曾说，萨特的文学人物是“喜剧”性的；他们凭难以厌足的欲望和可怕的自由漫无目的地体验人生，历经错忤，落得喜剧结局。但也许他能警觉起来，如小萨特一样，十岁的时候就“用未来人的眼睛看待我的一生”，或者，“未来人”会直接评价他，发掘出他本人都没感受到的意义，这样就超出了猥琐的喜剧，汇入人类精神之可歌可泣的浮士德式悲剧的长河中。
《文字生涯》并不比萨特别的哲学著作更像小说。其语言的魅力在翻译之后自然损耗不少，但作为萨特精神世界的“内窥镜”，它会享有无数的读者。
(《文字生涯》，〔法〕萨特著，沈志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1.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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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