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的这部书，我不曾读过，只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见到过他自己对这部旧著的意见。
胡适的长篇评论，我是刚从不久前出版的《胡适书评序跋集》中读到的。据这部集子的《编选者言》交代，全书六十六篇文章，选辑自胡适的旧著和港台报刊，着重选收书评性质文字，“按大体内容，分成四组”，即文、史、哲和其他。四组之中，第一组文学类所占比重最大，篇数为全书的一半，字数约为五分之三。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列在第三组，此文并有三个附录，是很有趣味的文献。
写这篇评论时，胡适三十二岁，梁漱溟三十岁，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原本是熟人。所以书评发表以后，胡适就寄了一册杂志给梁，“附录一”便是梁在收到杂志后给胡的信。信中写道：“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从信上看来，胡适的批评似是梁漱溟早所期待的，但他对胡适的文风有意见，坦率陈说自己的不满，不失朋友责善之义。话儿干脆，遂显得很有分量，不过倒也不是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那种任性使气的声色。 “附录二”是胡适对上信的“答书”。答书首先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接着写了七百字说明自己行文措语用心着意的习惯，却谓也常弄巧成拙，引起反感；同时指出梁漱溟凡事认真，又过于自信，有时议论不免近于武断，遂因之也有“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这些话读来不惹人兴反唇相稽、曲为自己辩解之感，只因平实近情，说得通达。信末并云：“承先生不弃，恳切相规，故敢以此为极〔报〕亦他山之错，朋友之谊应尔耳，先生想不以为罪乎？”更是寻常熟话头而无触鼻的陈套烂调气味，只因写在此处，位置得宜。尝见温源宁评论程锡庚《现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说“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合理，二是公平：合理，主要是气质使然，论辩还在其次；公平，主要由于作者思路清晰，不囿于成见。”如果把这节话移用到这里，觉得倒也有几分恰切。
“附录三”是梁漱溟第二次给胡适的信，只有短短四十字。信上说：“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溟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复谢。顺候起居。”我读梁先生的著作不多，更不曾有过亲自接近他的机缘，但从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窃以为梁先生个性执拗，近于生硬不合人情。读这封信，乃觉真醇之气扑面，情辞恳挚动人，方才感知自己素昔认识的浮浅。
上面三封信，对胡适那篇评论正文，其实了无干系，多谢序跋集的编者不芟枝蔓，把它们完整地收录在文末，遂使一篇关于哲学著作的长评，让人一口气读下去，于沉思默想之余，恍若优游乎清荫流泉之间。
关于文章风格，胡适在上面那封信中是这样说的：“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并举例说：“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信中“板板面孔”、“玩意不恭”也许有误植之字，不过无碍大意。五十几年前，我还在上中学，有一位曾从胡适受业过的老师，很称道胡适讲课的魅力，说是妙趣横生，令听者忘倦，开讲时每每三言两语先说一则笑话，却又并非闲文赘笔，整堂课听下去竟与这则笑话时相呼应。现在读此书中《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陶弘景的《真诰》考那一类长篇大论，原作专门艰深，可是一经胡适评说，却仿佛磊坷俱化，大道坦夷，不由得联想起昔年闻诸师门的闲话来。
周作人的《书房一角》自序尝云：“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们读的书，至少便颠〔掂〕出一点斤两来了。”书评序跋本来只是进读原著的导引，但汇编而成别集，却无异展示作者书房之一角。我们正不意闯了进去。
(《胡适书评序跋集》，黄保定、季维龙选编，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3.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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