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碧薇著作几乎同时在陆内面世的还有一位同样有风云环绕的女士的手笔，这就是王映霞女士的回忆录。其二人的相似正如郑逸梅先生在王著序中云：“……有类似的遭遇，碧薇与徐悲鸿始合而终离，映霞和郁达夫也是半途相乖。外间凡是谈到徐悲鸿，总要提及蒋碧薇；同时谈到郁达夫，总要提及王映霞。碧薇映霞，都处于被抑地位。”
“被抑地位”，前者其实仅在大陆而已。
就夫妻关系、家庭内幕而言，外人实在难以置喙，遑论分明。但偏偏这两个文化大家，却是众人研究讨论的，所以难免蛛丝马迹，寻章摘说，可谓车载斗量。不过其中虽然故事流畅曲折，理论圆满，就史的方面来说，终欠兼听则明，而且太过武断、漫画方式。
如今观《蒋碧薇回忆录》，始信唐德刚先生言，的确是女才子手笔。不过在看完第一集《我与悲鸿》后，感觉文字流畅、个性充分之外，实觉蒋女士之“疑夫”仍乏证据。退一万步说，就算徐悲鸿浪漫落拓，一时失却操守，然在八年的分居生活中，一再向蒋女士苦苦希望合好，蒋女士却意志如山，笔下之徐氏委琐庸俗，更成了不合实际的“漫画”。人固然有其短，但以蒋女士笔下观，徐氏就不可能是在不长生涯中蕴精会力创造《田横五百士》那样的巨匠了。所以读了蒋女士的回忆，再观廖静文传述，虽觉又失之过于单一完美，但终觉廖氏所述徐悲鸿心声大致不虚的。这便是“兼听”的得益。在《蒋碧薇回忆录》的下卷《我与道藩》中，仍见到笔头的流利与个性的固执，但蒋女士上卷中的“友谊”下卷却真有了结果，这便是居台后十年的“同居”，虽然我们可以相信这结果是蒋张二人慢慢的过渡，但终觉为以前大陆文人所诟病的“琵琶别抱”有了言栓。其实以愚见看来，徐蒋当年的仳离仍在乎各自心存的误会，这中间蒋女士的过于自信清高更是自己苦果的种植者。至于以后的与张一段苦恋倒是另一回事了。蒋氏晚年仍对徐悲鸿的坚疑不信，可惜真是有点儿坐了“华而不实”。
“天下真小”的是，郁达夫王映霞的婚变，起因又正缘于为所谓“徐悲鸿的恋人”孙韵君介绍对象，这便制造出了当时耸动一时的《毁家诗纪》。阅《毁家诗纪》，郁达夫真可谓绘声绘影，描写得确凿周章似的。以郁达夫的创造思想与手法，自我暴露癖正是情理中事，从常人的观点去看，是过头了，从才子观点去看，却又正是他的合当之处。否则，那一组连王映霞气愤之下也不能不认为是“不朽”的佳作又从何而来呢？糟糕的是作史作传的，将郁达夫的“诗”拿来做信史，多年来以反衬正(更附会“国民党党棍从中破坏”云云)，就连郁王当年的中间人孙百刚在他的《郁达夫外传》中也对王的“红杏出墙”持“无风不起浪”的观点，其他更无庸说了。这倒正应了鲁迅的话，一切祸水似乎皆是女人。
王映霞女士的文字可说无半点逞才露华的修饰，隔着岁月的长河回瞻往事，她是既动感情又合分寸。在自述之后附上当年为现已极难寻觅的史料《答辩书简》等，更显其回忆录的完善。虽然在当年答辩中有气恨之至的“人面兽心”“浪漫文人”“狂人”等语不假删除地保留，然在新作中那种“……我也并没有把他忘记。四十多年来，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乐变幻的神情，依然存入我心底深处。”正是以晚年的明智深情抵盛年的愤极之词，碰撞之下正是难能的真实。
重要的不是披露这些家事纠纷、各说之辞，意义更在于给各方说话的权利，如果设想读者仅因为听了一家言就中了“魔幛”，那这设想者倒是脆弱得使人同情。
(《我与悲鸿》，蒋碧薇著，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版，2.00元；《我与道藩》，蒋碧薇著，作家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50元；《我与郁达夫》，王映霞著，华岳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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