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所说的《大系》我未找到，好在，收录此枕的还有《故宫宋瓷图录》。(四册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学习研究社一九七三年起合作出版)从胎质、釉色、造型等看该枕系宋代作品应无疑义。至于引发问题的御题诗，却出自乾隆帝著名的风雅病。很多清宫旧藏的名贵古董都附带着乾隆的题跋，在法书、名画、古籍好办，墨书、钤印即可，对瓷器不行，它表面光滑且硬度极高，须以利器、高手镌刻，题识方可与器物长期共存。台北故宫收藏宋瓷不少，其中，与此枕相类，镌刻或隶成楷或行的乾隆御题诗的，也有数十件。御诗可由文臣提刀代笔，镌刻要依靠清宫造办处的玉作匠，
此枕的可议之处倒是有的，但这是关于窖口，而非时代。先说乾隆御题诗，用隶法刻出的五律称此枕系哥窑产品，反映的是乾隆间大内的鉴定水平，而以今日的陶瓷史知识，这不对；诗中的“哥哥类董窑”是在蹈袭明曹昭《格古要论》。再说编选者，他们认此枕系余姚秘色瓷，这恐在考古资料中找不出依据，且与陕西扶风法门寺所出的晚唐秘色瓷差距太大，而法门寺所出有石刻《献物帐》对证；编选者的说法或是受了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余姚县秘色”的规范。至于此枕的窑口，似应请拥有实物的台北故宫诸先生再议。
读书献疑
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