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试验性制度在南斯拉夫并没有取得成功，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及不同劳动集体之间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巨大差异都成了这个国家难以治愈的致命伤。
面对这种灾难性的结局，分析家们提供了种种解释，但他们在有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于它过于理想化、道义化，以致于其根本不可能在社会现实中寻求到借以存身的土壤。换句话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分析都引向了同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要么选择理想而舍弃稳定与有序的社会，要么牺牲秩序以换来道义。
只有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背景出发，我们方可瞥见《东西方对话》一书中许多见解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梅尼希科夫所提出的那些相当精彩的分析和见解。他要告诫人们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恰好是因为它的非道义性、非理想性。
梅尼希科夫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分析全部建立在他的“平衡力量”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其核心要旨是：一般意义的或最低限度的社会主义并不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上，而是存在于各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所达到的平衡状态中。这种解释既适合于社会主义，也适合于资本主义。两者的差别只是由如下一种事实所决定的：即社会主义凭借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
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现代社会类型中都可以找到两种巨大的社会力量，而正是这些力量之间的平衡造就了现在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分别是以全民利益自居并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国家(或中央权力)(参见152页)与作为生产者的劳动集合，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财富的主人，但是，就单个的劳动集合体或单个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劳动者是通过作为社会利益总代表的国家而充当社会主人的，他自身绝不可能直接成为全社会财富的主人。由于存在着这种复杂关系，他本身的直接的、自我的利益和要求不可能不与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有时候甚至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正义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大对立的社会力量能否成功地实施相互制约并达到平衡，即在利益上达到统一。作为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国家拥有现实可靠的手段来控制并影响任一劳动者或劳动集合体对于工资、生活待遇的要求，以便社会财富能公平地分配于不同的劳动者手中。反过来，由于每一劳动者或其集合体的自我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它们作为整体可以构成足够大的压力，以迫使国家公正的、从实际出发地分配其劳动所得。正是在这种相互冲突同时又相互制约的过程中产生出了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乃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者，而劳动者则自然构成与其相对立的力量，工人或工会可以对资方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后者把资本水平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反过来，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方拥有必要的手段来避免工人的要求转变成无节制的、无限度的提高工资。
有了上述的认识，我们很容易便可看出论者分析市场社会主义之遭致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旦社会的生产资料都直接地为不同的劳动集合所占有，一旦国家手中丧失了实际有效的手段来阻碍或遏制工人无限增长工资的要求，换句话说，一旦对立的社会力量不复存在，前述的种种弊病便是在所难免的。
从梅尼希科夫的见解中可以引发出许多耐人寻味的结论，其间尤值得关注者乃是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的真正性质及其道义基础的重新认识。对于许多改革者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是它对剥夺者的剥夺，对私人占有制的否定，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普遍的社会公正，正由于此，七十年来社会主义已经表现为一种欣欣向荣和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集中计划则只是它的可有可无的次要特征，市场社会主义乃是这种思潮的最合乎逻辑的产物。但是，如果梅尼希科夫的分析确有道理，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是：摈除中央权力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不仅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且恐怕连起码的社会公平也难以维持。所以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如何让市场机制来代替中央集中计划模式，而是：①如何避免由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社会力量平衡的失调；②在保留中央权力的前提下，如何使集中计划和集中控制能灵活地调整并完善市场活动，以此来克服计划经济的僵硬状况和社会发展的停滞。
(《东西方对话》，(苏〕C·M·梅尼希科夫，(美)约翰·K·加尔布雷恩著，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6.50元)
品书录
沈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