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淞沪前线打得火热，日方一再增兵，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无派兵援救的迹象。这情形使日本海军更加肆无忌惮，二月一日，南京政府刚刚迁往洛阳的第二天，下关的炮声响了。消息传来，说日舰已经在向下关开炮，蒋介石只是笑笑：“幸亏搬了家吧。要不然，不就更乱成一团了吗？当初还有人反对迁都，真是没有眼光！”蒋介石答复要求出兵的呼声更简单：他再给海军部长陈绍宽下了个命令：“勿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二月三日，日舰又在上海炮击吴淞备地。蒋介石同时给陈绍宽发了个急电：“不准还击！” 　　在这个低沉的气氛之中，主张抗日的将领在洛阳如坐软监，一筹莫展。冯玉祥邀请李济琛到一家小茶居里，两人坐下相对叹息，向跑堂的要了两碗油茶，边喝边谈。冯玉祥瞅一眼狭窄的小茶居，除了他俩并无旁人，屋外北风劲厉，尘土雨点般没头没脑撒将下来，面对这个凄迷景象，冯玉样叹口气问道：“在车上，您说有一件事要到洛阳才告诉我，如今那些狗腿子都在窑子里吃喝寻乐，没人监视我们，您说吧。” 　　李济琛面容伤感，反问道：“邓演达死后，你听说过什么没有？” 　　冯玉徉一怔：“他是去年八月间给姓蒋的抓去的，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就遭了毒手，离开今天已经两个多月，除了好多朋友痛骂姓蒋的忌才，痛惜他的惨死之外，我倒没有听说什么。” 　　“真是说来话长，”李济琛凝视着窗外风沙：“谁都知道，邓演达是给蒋介石杀害的，但他这么一个机灵的人怎么会遭了毒手，这真是一个谜。这个谜在火车上揭开了，我碰到一位还有良心的蒋的侍从，有一次我同他在餐车上吃饭，时间很晚了，车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大家便谈了起来。话题谈到邓演达之死，他用极低沉、极郑重、极愤慨的声音告诉我道：你以为邓演达是傻瓜？自己送上门来寻死吗？我就问：那是谁干的？他说：那还用问吗？”李济琛喝一口油茶道：“谁都知道，邓演达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三、四、五、六期中，甚至超过了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主张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系与非黄埔系的军人参加第三党的很多，陈诚也是一个。” 　　“啊！”冯玉祥击桌道；“黄埔是蒋介石的最大资本，邓演达能够同他争夺黄埔军人，因此老蒋必欲杀之而后安心。……” 　　“你知道演达最近是从德国回来的？” 　　“是的，”冯玉祥喝了口油茶，边嚼杏仁边说：”我记得谁告诉过我，说他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老蒋几次三番派特务去对付他，派青红帮弟兄去对付他，但演达非常机灵，老蒋始终没有得手。所以这一次演达竟然遭了毒手，大伙儿正在纳闷，可是也不便打听。” 　　“这个侍卫的话我倒是相信的，”李济琛双手捧碗取暖：“他说老蒋找演达找不到，急得不得了，后来便派陈诚出马。因为陈诚是‘第三党’的一份子，党员找党的领导者当然并不奇怪，邓演达便同他见面了。几天以后，邓演达终于被捕，不但他，此外还有十几位‘第三党’的重要干部也遭逮捕。更妙的是，陈诚当时还直冲进去报告邓演达道，‘风声不好！’待邓演达一干人等想夺门而出，晚了！”李济琛低沉地苦笑笑：“原来他这样做是探看虚实去的，因为他知道那天‘第三党’有个重要会议。” 　　对于邓演达之死，两人稀嘘一阵。冯玉祥叹道：“老蒋要的是奴才，不要人才！邓演达我见过几次，他的怀抱与谈吐，实在令人折服，对于军事上的见地，山川河流，真是了如指掌，一点也不含糊。尤其是在巩县兵工厂，他曾经去演讲过一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静默了一阵，小茶居外面劲风仍厉，还夹着小雨，两人也不急着走，向跑堂的再要了一碗油茶，李济琛喝了一口，笑道：“今天我们是无话不谈，不妨替陈诚算算命。这个家伙，眼看着要飞黄腾达起来了，替蒋介石去掉了一个劲敌，这‘功劳’还小吗？说不定有这么一天，陈诚的地位要同蒋介石几乎一样高，你相信么？” 　　冯玉祥点点头：“我当然相信，你瞧，在黄埔系统中，除了老蒋，还有何应钦、王柏龄，资望较高的有方鼎英，但方鼎英对反革命行为似乎不够残酷毒辣，所以他虽然干过教育长，很快消沉下去了。因缘时会而飞腾的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这三个饭捅除了绝对服从，一点办法都没有，都在十六年那年升了军长。” 　　“刘峙还做了封疆大吏，”李济琛微笑：“河南省主席。” 　　“他只知道吃黄河鲤鱼，”冯玉样失笑；“我在河南耽的时间不算少，对这个可没有他地道，他懂得什么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什么陈煮。还有什么堂倌为了证明鱼是新鲜的，便把鲤鱼捧出来，当着客人面前活活摔死。”冯玉祥叹息：“他对吃鱼头头是道，对旁的事情如何，那就难说了。” 　　“顾祝同、钱大钧他们的升官也一定很快的。”李济琛笑笑：“只要绝对听话，那就官运亨通咯！” 　　“但陈辞修将来会追过他们的，”冯玉样把油茶碗往桌上一搁，“你信不信？” 　　事实上陈诚之后升官之快，的确被冯、李二人猜个正着。当时陈诚默默无闻，但刘峙已是河南省上席，顾祝同后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钱大钧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日本投降后任上海市长，但他们都被陈诚追过头了。北伐时期陈诚仅仅是一个团长，到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整编军队，陈诚在第四师徐庭瑶部下任第十一旅旅长。刘峙、顾祝同已做过总指挥，当刘、顾二人已是“二级上将”时，陈诚还是中将，而当刘、顾二人还是“二级上将”时，陈诚已是“一级上将”了。抗战初期，刘、顾都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顾祝同等三战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但一九四四年陈诚就做军政部长，一九四六年任参谋总长，而顾祝同是他下面的陆军总司令。迨后陈诚“养病”草山，却变成了蒋介石预先放在台湾的一着棋子，在“全国”只剩下一个台湾省时，命令陈诚把台省主席魏道明取而代之，接着出任行政院长、副总统，以迄于今。台湾地小官多，派系挤轧惨烈，而陈诚却变成一个不倒翁。在在证明了陈诚不但是蒋介石部下将领中擢升得最快的人，而且是蒋介石“深信不疑”的人。 　　深信不疑，倚之如左右手，这原因在数年前有人说是蒋、陈二人系兄弟之故，其实非也，为了一个邓演达耳。但他擢升最快的原因却在于蒋介石用人的两个条件，原来在军队中要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特殊提拔，其一必须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或教官；其二是浙江同乡。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很快就“高升”了，即使有过错也没有关系。如具备两者之中的第一个条件，那也能升迁，不过慢一些，但不能犯错，否则倒霉；如具备两者之中的第二个条件，至少也可以保持禄位，如果两个条件都没有，那升官的希望很少，而倒起霉来却不可限量，说不定哪一天会把你“示众”，陈诚比刘峙、顾祝同“吃香”的原因就在此，另外加上一宗邓演达的买卖，情形又大不相同，所以即使他犯了错误，或者其他各派系（按：陈诚自己有个小派系，叫做“干城社”）在蒋面前攻击他，但始终把他没有办法。 　　直到抗战之前一年，陈诚的排场更是了得。他一身兼三要职：除了军政部常务次长之外，还兼任广州行营副主任。主任由何应钦兼任，何当然不能去，实权就操在陈诚手里。行营参谋长为罗卓英，办公厅主任是林蔚，都是陈诚嫡系。此外，陈诚还兼武汉行营副主任。主任是何成濬，但蒋介石当面命令何成濬：“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全归辞修作主，你不准过问。”所以何成濬是一个傀儡主任。 　　因此，陈诚实权之大，超过了任何军人。抗战以后，权力更大，一身所兼要职，计有军委会政治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还节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以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一九四一年因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联合起来反对他，利用“宜昌失守”为口实在蒋面前猛烈攻击陈诚，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便把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两职给了张治中。一九四四年间，蒋介石要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扬言如不召回，他将停止抗战，罗斯福接受了这个要求，以魏德迈代替了史迪威，同时也要求蒋把显著无效率而不孚众望的部长撤换几个，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不得不掉换一下，避避风头，以敷衍美国政府的面子。当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的时候，蒋要何推荐继任人选，何应钦便上了一个签呈，推荐顾祝同继任军政部长，但蒋介石看后搁在一边。何应钦等了几天不见下文，便托人去打听行情，知道蒋介石曾在他签呈上批了四个大字：“辞修如何？”何应钦于是立刻另上了一个签呈推荐陈诚，于是命令就很快下来了。一九四六年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时，形式上似乎国防部比军政部扩大了，实际上实权操在参谋总长陈诚之手。参谋总长直接秉承国府主席之命统率陆海海兵空三军，不受国防部长的节制。参谋总长指挥着陆军，海军、空军、后勤四个总司令。后勤总司令所管的军需、兵工……原来是归军政部管的，如此一来，国防部的职权比原来的军政部反而缩小了。所以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实际上则是陈诚的傀儡。 　　一九四九年陈诚在兵败如山倒时突地去台北草山“养病”，表面上淡薄之至，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退路布置一番。陈诚把魏道明的一批班底全部挤走之外，还物色到当时默默无闻的彭孟缉做他的“患难之交”。彭孟缉虽在“二二八”民变中有过杀人的“功劳”，但警备司令这顶纱帽有人在同他争夺，此人也即是张恨水笔下“大江东去”的男主角、魏道明的外甥：钮先铭。 　　钮先铭是何应钦的嫡系，又是魏道明的外甥，当时彭孟缉那顶纱帽是摇摇欲坠的。但彭有他的一套，由于他到达台湾早，时间久，因为职务上的关系网罗了绝大部分日治时代的刑警与密探之类，为他奠定了“基础”。但正当彭孟缉、钮先铭的争夺战进入“决定性阶段”当儿，魏道明便下台了。魏道明在台上的时候，对于近在咫尺的陈辞修甚为冷淡，但彭孟缉却去“烧冷灶”。陈诚在受尽冷淡之余居然有一个彭孟缉热烘供地亲近他、侍候他，这份心情也就不言可知，于是当陈诚上台以后，彭孟缉的纱帽不但没有给钮先铭夺去，而且出了冷门，官儿越做越大，如今已经升为“上将参谋总长”，那些“老牌将官”根本没法同他比较，彭孟缉俨然是今天台湾的红人了。 　　陈诚之所以重视彭孟缉，无他，因为彭有“真本钱”耳。这个“真本钱”就是日治时代的刑警、密探之流，陈诚秉承蒋介石的意思在台湾布置退路，彭的“基础”以及熟悉台湾这方面无疑可供利用。但归根结蒂，蒋介石因为邓演达之死而对陈诚如此看重，是可见一斑了。 　　闲话少叙，言归正转。却说蒋介石在洛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淞沪前线仍不见好转。经不住朝野一致要求，蒋介石投奈何派出了两师援兵。但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打仗甚有“分寸”，同十九路军根本配合不上，前方求援电报照样雪片飞来。 　　在这中间，美国方面却着急起来，参加了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的美、日、英、法秘密谈判，赞成日英、日法分别成立谅解。出英、法继美国认可日本在东北的行动自由，作为日本在上海撤兵的条件。并联合英、法，意等国向中日双方提议：“中日双方在淞沪区域之战斗，建立中立区，保护上海之公共租界。”把东北和上海是中国领土一层抛开不管，这样来对日本让步。但同时又在太平洋举行海军大操，向日本示威，美国海军大将莱福向外声称，“夏威夷站的舰队准备随时应付急变！”国会也采用参议员海尔的计划，拟以九亿八千八百万美元来扩充海军，国务卿史汀生更向英国政府建议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远东纵纷应以九国公约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解决”，来限制日本。 　　是年十月发表的美国人麦考益所参加制订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除提议组织“特殊制度”，国际共管东三省外，又一再扯到满洲要“考虑苏联利益”，无非是企图以此引起日苏纠纷。 　　当时日本打得有劲，对美国等的“调停”完全拒绝。二月二日，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提议中日两军退出上海，划上海为国际共管的“中立区”。二月四日，蒋介石的外交部复文“接受”，但日本方面还是拒绝。 　　有分教；当年中国百事哀，中国土地要“共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