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正当蒋介石在广州“力战”李宗仁之际，华盛顿对于应否继续援助蒋介石也展开了剧烈的辩争。以共和党几名死硬反共议员为骨干的“蒋介石游说团”固然极力反对以李代蒋，但其他反共之人也没办法立刻找到一个适合代替蒋介石的“领袖”，相持中一名美国密使自港去穗，悄悄地找到李宗仁，想看看他到底有无办法，能代替老蒋挑起这副破担子来。
李宗仁正在企图给予蒋最后一击，闻美方有人来，喜出望外。当下悄悄地会见了，那美国密使劈头就问：“听说广州决定放弃，此话当真？”李宗仁便把同蒋意见不合之处一一诉说，结论是蒋介石所以不想在粤同中共打硬仗，表面的理由是自己不如人家，一打准垮；但骨子里乃是企图以此打击李宗仁，使他无立足之地，不能再同他争一日之短长。密使诧道：“这理由闻所未闻，倒是奇怪，无论失却哪个城市，岂不是也不利于蒋？”
李宗仁长叹道：“他已经决定死守台湾、舟山、金厦、海南各地了，大陆已无希望，静待三年内世界大战爆发，一举反攻大陆；因此同我守西南华南的计划怎地合不上来。”
密使微笑，问：“可是李先生也知道，美国对华气氛不好。举例来说，陈纳德将军曾经想组织飞虎队来华助战剿共。可是他嚷嚷了好久，竟没人理睬。其他情形，可见一斑。”
李宗仁自以为胸有成竹，乘机诉苦道：“阁下来得正是时候，我正要给贵国报告，蒋先生实在欺人太甚，太误事了。上月间贵国发表白皮书指出，当马歇尔将军使华期间，曾一再向蒋先生和兄弟表示一种愿望希望国民政府能够采取一种必要的政策措施，以期取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马歇尔将军离华之后，司徒雷登继任大使，也表示过同一意见，希望蒋先生全面改革，应付中共，并对美援以有效的运用，可是阁下也已明白：蒋先生对贵国的希望，根本没有接纳和实行的表示。”
密使也叹气道：“是啊，不过蒋先生也多少做了一些改革的工作。”
李宗仁闻言摇头道：“这个嘴不过人家，那是三十六年四月十七的事，蒋先生为了装饰门面，争取美援，把国民政府和行政院改组，自任国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下面也调动了一些人，可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美国密使对蒋、李之争如此尖锐大感兴趣，问道：“不见得吧？”
李宗仁再摇头道：“阁下有所不知，那时候青年党负贵人何鲁之，民社党负责人徐傅霖都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陈启天、谢澄平，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等也被邀参加改组后的行政院，由张群代宋子文为行政院长，表面上看来国民党意味着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在扩大政府代表基础。可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做给贵国看的，国民政府的政权本质半点也没改变。”
那密使不断点头道：“是这样的，司徒雷登先生也说过，记得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春天，蒋先生的处境更糟。司徒大使那时候对阁下特别好感。希望阁下能代替蒋先生，成为一个可以振奋人心的领导人物。”在李宗仁笑容中密使继续说：“记得胜利之后不久，阁下从天水行营调任北平行辕主任，司徒先生正在负责燕京大学，他告诉我这段期间他同阁下时相过从，因此他对阁下的印象甚深，司徒先生出任大使后，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曾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先生，资望已日趋势微，甚至已目为过去之人物。李宗仁之资望日高，其对国民政府缺乏好感之宣传，似不足置信。’言外之意就是以阁下代蒋的暗示，因此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国民大会时，阁下也是因为司徒先生的鼓励，才出来竞选副总统的。”密使道：“阁下明白，司徒大使知道蒋先生的副总统是毫无权力的，但他有一个想法：他当时意味到蒋先生的下野可能性极大，一旦总统出缺，副总统当然可以继任总统了。”一个停顿之后，密使长叹道，“现在的情形岂不是事与愿违么？”
李宗仁一身冷汗，苦笑道：“说我的工作顺利，那是欺人之谈，但说我毫无作为，恐怕也是过甚之词，我现在究竞是代总统了，蒋先生还没出来，而且也不便出来，那么岂不是还有所为么！司徒大使当年对我说，我在党中还有领导作用，国民党还可以重新组织力量；我还有两广作基地，而两广的反蒋是历史性的，同时我又有实力，白祟禧将军的部队便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力量，因此司徒大使认为如有条件可以挺身而出。”李宗仁乞怜地笑笑：“而这些条件，今天还是存在的。”
美国密使微笑道：“昨天我在香港听说，白祟禧将军决心弃穗守桂。并不是为了什么战略战术，而是来一个既不得罪蒋，又能迎合你的两全办法。我又听说，白将军与阁下之间，其合作情况可不象以前那样密切哩！”
李宗仁闻言不欢，但白崇禧的为蒋所买，且以行动表示，这些都是事实，不可辩说。便佯笑道：“也不见得。这次他力主退守广西，阁下该知道广西也是我的老家。”即说罢一笑，以示镇静。
那密使道：“说到‘老家’，蒋先生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的决定，事先真的没有同你商量过么？”
李宗仁摇头长叹道：“怎么会同我商量？三十六年间他去过一次台湾，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只要有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他放弃大陆，经营海洋的计划，在那时已经很明白了。现在他主张守住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金门厦门沿海一连串岛屿。对我说：守西南、西北、华南困难太多，守海岛共产党一点办法也没有。特别是台湾和海南那是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一对眼睛，来日反攻大陆，理该以海岛发挥跳板作用为主。”
密使频频摇头道：“蒋先生决心守海洋，与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以及今后的局势演变有冲突。巴大维将军也说过，他当时是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听说蒋先生正在准备放弃大陆，经营台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当时他说徐州大战失利不要紧，中共兵力虽已超过两百万人，但国民政府的兵力也还可以保持一百几十万人。而且长江以南依然完整，在那个时期就对防守大陆没有信心，岂非过分？巴大维将军曾经对蒋的左右说，须知台湾是美国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虽然开罗会议有所决定，但在对日和约还没签订之前，台湾主权谁属，老实说还是个问题。现在蒋先生把台湾据为己有，移作撤退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还曾请求司徒雷登向蒋先生提出口头杭议，但司徒大使当时未曾这样做。”
李宗仁道：“这段经过，司徒大使当时曾经请傅泾波先生对我说过。”
美国密使笑道：“时间相距不久，今天的蒋先生竟想把家搬到台湾去了，也不想想：中共的海空军永远停留在一九四八年么？有了台湾，真能保险吗？”
李宗仁反问道：“如果他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而我却在西南反共，请问你们到底怎么办呢？是援他？援我？还是两面都援？”
那密使笑道：“这个，可要让白宫决定了，我不能随便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白宫今天也在头痛，不知道对中国该怎么办？其次，对于只要是有办法反共的人，美国一定支待，何况是你？”见李宗仁面有笑容，密使忙问：“听说阁下同汤恩伯过不去，其实厦门地位重要，不妨给他支持支持。”
一听对方提起汤恩伯，李宗仁有气道：“阁下有所不知，这个汤恩伯目中无人。除了对蒋先生个人效忠，我这个代总统简直一点作用也没有。如果要他守住厦门，”他“嗯”了一声，“可以把我的名字颠倒写。”末了他又补充一句，“其他的将领也一样！”
美国密使道：“话是这样说，汤将军到底是在打共产党。基于这个目标，美国倒希望你们内部真能合作，否则不堪设想。”
李宗仁听了更气，反问道：“阁下有所不知，他在前方打共产党，我在广州不也一样在同共产党作战吗？他居然瞧不起我，奉蒋之命行事，我作为一个直接负责人，就没法相信他。”他气呼呼说：“在抗战时，日本人给汤恩伯的部队起了个绰号，叫做‘商业部队’，经商为上，把我们的脸都丢光，可是几时曾听说：蒋先生曾经处罚过他？再说，他人在厦门，家眷却在美国和香港，你能说他有决心打共产党？他的嫡系将官陈大庆、石觉、王仲廉、张雪中等人，又有谁在抗日时立过大功劳？又有谁真正打击过共产党？要这么一个人去守举足轻重的厦门，请问不是等于把厦门拱手让人吗？”
美国密使刺探遁：“那么今日之下，还有哪几个将军，多少能发生点作用，领导部下反共呢？”
李宗仁在这方面十分敏感。如果在这时提出人名，美国方面谅必派人接头，那末美援又势必“转向”了，便说：“从蒋先生开始，他们真是烂到底了，没有一个将领具有全面的号召力，除非博作义、孙立人他们几位，还能成事。可是司徒雷登大使最最欣赏的傅作义，已经向左转了；孙立人的处境更不容易，他们不但不会回到南京，而且有迹象可以看出，他的今后的日子更难打发。”
美国密使不以为然道：“孙立人将军绝对没问题，蒋先生也知道美国对他重视，他不敢碰他，而且也没有理由碰他，是吗？”他向李宗仁试探道：“你以为孙立人将军的处境有问题吗？”
李宗仁“呵呵”一笑道：“关于蒋先生的对人态度，我相信你们手头的材料比我还多，我不说了。至于孙立人，那倒有件事情可以谈谈。今年二月间，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派了一架专机，把他从屏东接到东京开会，孙立人来去都没对陈诚说一声，陈诚恨得牙痒痒的。你以为像这种情形，孙立人在台湾可以呆得长吗？”
那密使不以为然道：“李先生，今日之下，台湾地位未定，将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难说，这是一；在那个岛上，现在已变成新兵的摇篮，而训练新兵非孙莫属，这是二；美国希望你们反共，三两年内还希望你们反攻，这固然说明了新兵训练的重要。同时蒋先生也应该看清楚违反美国意旨的事情千万别做，这是三；有此三者，他撤往台湾不一定是个好办法。”他绿眼珠滴溜一转：“李先生，美国也希望你对大陆残留地区好生经营，不知道你的具体办法如何？”
李宗仁一听，知道这问题才是来人的主要任务，当下作悲天悯人状，长叹道：“我的想法事与愿违，一直没得到贵国的及时的援助。打仗打钞票，我这里没有金条，金条都给他搬到台湾去了，请你们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军火，军火也给他运到台湾去了；第三个问题是，”他双手一摊：“是你们可以解决但不便下手的问题：他表面上下台，实际在幕后指挥，弄得我很为难。特别是目前，万一广州失守，他到台北再耍一套新把戏，我这里便没有什么可以——”
密使忙问：“这个问题由白宫去处理，事实上他们也已经在处理。我想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老老实实把权交出来呢？”
李宗仁苦笑道：“我说过几百次：贵国一定要拒绝和他的代表在美国见面，贵国援华物资一定要交到我的手里，贵国今后对华往来文件一定要由我经手；贵国有必要对外作非正式声明：中国政府领袖非蒋是李；贵国——”李宗仁相当激动，最后反问道：“我当年的竞选，今天的坚吃，完全是贵国支持的，可是贵国的态度实在使人着急：让我唱独角戏！”
那美国密使志在了解李宗仁手上底牌，不便有所表示，当下安慰一番，把他所说的详细记录之后，问道：“听来自中美合作所的消息说，蒋介石这一阵大开杀戒，连张学良、杨虎城都秘密处决了，有这事么？”
李宗仁道：“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照他的脾气来说，这祥做也非常可能。”李宗仁乘机卖弄他的“开明”道：“阁下有所不知，今年春天中共在徐蚌会战中大胜一仗之后，蒋介石决定用和平谈判来缓和严重的局势，以便保存实力，徐图再起，这种做法我是同意的。于是在一月廿一日那天他引退了，由我出来代理，我为了挽回他失去的民心，做了不少事情，可是几乎都成泡影！例如我曾给陈诚和杨森下过一道释放张、杨的公开命令，因为这两人绝对不是共产党，放他们出来不会碍事，可是陈诚在台湾回了我一个电报，说不知道张学良现在何处。这岂不是笑话？张学良分明在他身旁，在新竹井上温泉软禁着，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杨虎城这方面呢？蒋先生知道我已经下令，不便阻拦，便密命他的舅子，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电告杨森少管闲事。到了农历元旦，保密局驻重庆的直接负责人周养浩用拜年为名，到杨森家里渝舍同他密谈半天，于是杨森也向我来了个报告，说不知道杨虎城囚居何处。那当儿全国上下都以为张、杨即将恢复自由，观感一新。后来不见下文，于右任、孙蔚如便要从南京到重庆去查访，重庆报纸也透露了杨虎城给关在磁器口附近的消息，保密局于是大为惊惶，由毛人凤派飞机在今年农历正月初四把杨虎城、宋绮云押送贵阳，最初打算秘密囚在城外，后来认为不妥，仍旧囚在城外从前戴笠的公馆里。十七天后又把宋太太母子用汽车押到贵阳，和杨虎城关在一起，原来打算把张学良手下将领黄显声也送去，不知怎样后来又变卦了。”
密使点头道：“也就是说，你下令之后，他根本没理会。”
“说得是啊，”李宗仁道：“这一件事情弄得我很惨。外面都在笑我没用场，又说我同他串演了一出释放张、杨的假戏，我惨到别说是辩解，连开口张声都没办法了。我的原意是放几个无足轻重的人出来，缓和一下空气，表示我们也有民主，想不到他就连这一点都不懂，真把我气死！”
那密使闻言不语，一双绿眼珠瞅住吊灯，问李宗仁道：“你刚才说的宋绮云是何等人物？值得蒋先生把他和杨虎城同等看待？”
李宗仁道：“宋是杨的秘书，做过西安《文化日报》社社长，据说是个左倾人物，我没见过他。”
密使又问：“我曾听中美合作所开办人梅乐斯将军说过，重庆集中营管理严密，设备周全，比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还胜一筹，那么内中关禁的人犯，怎么可能传到外面来？重庆的报纸怎么可能登载杨虎城的踪迹？难道说我们美国人一走，剩下蒋先生的那批人个个都是酒囊饭袋？”
李宗仁呵呵一笑道：“阁下有所不知，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蒋先生的糟糕地方。今年春天当重庆报纸刊登杨虎城消息之后，连蒋自己也大吃一惊，因为集中营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没有一个不是他的亲信，怎么可能透露风声？他下令调查之后，查来查去，才查出这么回事原来集中营里所关的绝大多数是政治犯，内中又有若干数目是共产党。这批政治犯也真的厉害，个个都把生命置之度外，我们怎么打、怎么杀、怎么活埋，要他们投降，一概没用处。不但这样，政治犯还在狱中争取蒋先生的人，天天用尽办法对他们教育、宣传，于是就有不少特工被说服，对他们的虐待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候减轻一些，但这不是主要的；政治犯还请他们带消息出去，揭露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悲惨生活，以及让报纸刊登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名单，杨虎城的消息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记清楚点，”美国密使对他的秘书说：“这些可以给我们中央调查局作参考，我们对非美活动的工作也已经紧张起来了。”他再问：“李先生，那么，张学良到底死了没有呢？”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李宗仁愤愤地说：“台湾明明暗暗的电台每天向广州收报发报，但除了公事，就没有一个字同我有关。”
“据你所知，张学良还活着？”
李宗仁道：“来来往往的人说，张学良是还活着，要不是碍着ＴＶ宋的面子，蒋先生早就拿他开了刀。可是他的赵四小姐已经老了，看守他的那个刘副官，从少校升到将官，十几年寸步不离，刘太太自己反而疯了。杨虎城的太太早已疯癫谢世，”李宗仁苦笑笑：“其实这几个人放出来表示民主，岂不更妙？”
却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杨虎城在蒋介石“革职留任”的处分下请准出洋考察，以日寇发动“七七事变”而赶回祖国，准备抗日。行前曾电宋子文转洽回国之后的问题。宋子文见到张学良无端端被“审判”、“特赦”、乃至“管教”，知道蒋介石把在西安时的诺言全部推翻了，于是接杨虎城电报后，劝他不妨在国外多留一些时候，杨虎城急于杀敌，又不明底细，怎能等得？于是归来。电报告蒋，说已从法国动身回国请缨。蒋介石命戴笠亲自出马，到香港等候杨所搭乘的邮船，人一落岸，即遭监视；既到武昌，被捕入狱。杨虎城夫人当时随夫回国后即返陕西，闻丈夫失却自由，仓卒携幼子拯中前往，共处狱中达十年之久。
看官，民国史上的悲剧，以满腔热血、志在杀敌、却不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人，恐怕没有比张、杨更惨的了。这两位发动西安事变、坚决要求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为对外妥协，对内消灭异己，镇压革命势力的执政者恨入骨髓。他既食前言，又下毒手，杨虎城墓木拱矣，张学良存亡莫卜，岁月催人，音讯隔绝。遥望台岛，汉卿与赵四“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呜呼痛矣！杨虎城在武昌被捕后，蒋介石派了一个特务队看守他，在贵州息烽，重庆白公馆、杨家山，贵阳戴公馆等秘密集中营里过着非人生活。且“罪”及妻孥秘书，杨夫人谢葆贞、幼子拯中、秘书宋绮云、宋夫人徐丽芳、宋子振中、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以及杨夫人在息烽集中营所生一位女公子等全遭囚禁。但他们大小九口并不囚一起，各关各地，不能见面，也不能互通信件。甚至连张学良将军他们也不知道他的难友杨虎城，同他囚禁在一起。
杨虎城每天只准看一份《中央日报》，写点字、读点书，散步则须戴笠或蒋“批准”。这种生活任何人都没法受得了，杨夫人在息烽囚禁后期，因无法忍受特务的迫害和凌辱，以致疯了。有一日，杨夫人一早起来，端着牢中便桶痴痴地立在被拘禁的梯口，等待楼下特务经过，把大小便淋了那人一身。这是她疯后作出的一件大胆、反抗的发泄行为，这件事本身既说明了她为何而疯，又说明了她即使疯了，还忘不了对这批人的悲愤与仇恨。
抗战胜利后，国人都以为张、杨这回可以出狱了，但事实上他们所受监视更严。他们全被秘密押解重庆，囚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特区及魔窟白公馆里。一九四六年春重庆召开政协会议，中共提出释放张、杨及政治犯要求，蒋介石闻讯大急，慌忙把张学良押到台湾，杨虎城则移往特区内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更加与世隔绝。
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却继续囚禁在白公馆，和张学良的部下黄显声将军关在一起，分别挨着度日似年的日子。
有一次杨虎城患了盲肠炎，必须开刀，他们把他送到特区中军统局“四一”医院治疗，化了当时的五十万法币。但这样做并不是特务们大发慈悲，更不是对杨虎城有所爱护，而是为了舞弊。他们呈报杨虎城的医药费时，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东西，例如医药费、开刀费、特别营养费等等，总数达一千几百万之巨。在这表面优持、实则克扣、层层剥削、痛苦困顿的监狱里，杨将军及其家人秘书，整整住了十二年！
十二年呵，列位，不是十二天。
在实际上有如一万二千年的黑暗日子里，杨夫人在监视、绝望、恐怖、屈辱之中疯了。她神智不清，万念俱灰，对恢复自由完全失去希望。到一九四六年间，连同丈夫抱头痛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她痛不欲生，在四十几天的绝食抗议后，这位来自中原的妇人，死不瞑目地倒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秘密集中营里。
杨虎城的心情不必细说，也不忍描述，而且也无从描述。他老泪纵横，向特务们一再要求，才准许将尸体火化，用一口小木箱盛好，放在身边，一刻也不分离。
若干年患难与共的伴侣，甘愿随夫坐牢、忍气吞声的伴侣，就这样从发疯到绝食，悲惨地结束了她的一生。杨夫人之死当然不能视为自杀，她是被谋杀的！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紧接着杨将军自身都不能保了。一九四九年九月蒋介石视察华南、西南，布置退路，企图扑灭“地方局部和平”，在重庆却深感大势已去，并且狠心地作了“政治犯全部消灭”的决定。九月中旬某日（十日至十二日之间），负责杨家山集中营的头子周养浩，拨了个电话给白公馆所长、毛人凤的连襟陆景清，要他和看守长杨进兴带两个得力的人去开会。杨进兴约了看守员杨钦典、安文芳同行。到周养浩寓所时，见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厅特务熊祥先已在那儿，见他们一到便走了，没参加开会。周养浩道：“今天召集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情，只要你们执行七八个人。”
杨进兴马上问：“用什么方法执行？”
周养浩道：“用短刀！”
“分几批？”
“两批。”
“在什么地方下手？”
“就在松林坡戴公祠。”
接着周养浩扭过头来问杨钦典：“你能参加执行吗？”
杨迟疑着说：“我没有经验，恐怕……”
周养浩不耐烦地再问安文芳：“你呢？”
安也说：“我，我没有经验。”
周养浩听二人都说没有经验，而这件差使执行时势必谨慎和具备充分的杀人经验，决定另外找人了，便说：“你们没有经验，就不勉强，我另外想办法好了。”接着散会。后来周养浩及二处处长徐远举，商定派二处行动组协助杨进兴、熊祥参与执行，以代替杨钦典和安文芳。当时参加会议的特务之中，包括一等刽子手杨进兴在内，都不知道他们要杀的就是杨虎城将军。
翌日，周养浩就去贵阳布置。九月十七口中午十二时左右蒋介石自成都飞返重庆，下令执行。同日下午，毛人凤、徐远举坐小轿车赶到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面毛公馆中，大大小小的特务挤满一屋子，毛人凤道：“局势紧张，领袖说有一些麻烦的人得解决，省得撤退时顾前不顾后，现在请徐处长分配工作。”
徐远举当下掏出一张名片，对杨钦典道：“你同安文芳不能参加执行，就做些旁的工作。杨钦典你拿着我的名片到海棠溪去，这一阵长江发大水，轮渡在下午六点左右就收渡，会误事，你要轮渡注意，今天晚上有三部车子要从那边过来，无论如何都得过江，你快去同他们交谈。”接着对安文芳道：“你今天的工作是：负责给二处行动人员准备晚餐。”这种人吃饭与众不同，安文芳便当场请示，最后决定在戴公祠下面，原系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住所，当时是在一个蒲姓法官的公馆里休息和吃饭，由白公馆伙夫陈子云弄的菜饭，还杀了一只乌骨鸡，炒成宫保鸡丁下酒壮胆。
话分两头，当晚八点左右，周养浩的车子首先到达海棠溪，由他的小舅子驾驶。那舅子在轮渡对杨钦典道：“后面还有两部车子，第一部大约十点左右到；第二部一点左右到。”过江后即向中美合作所疾驶而去。
十点钟左右，在轮渡守候的杨钦典果然接到第二辆车子。一望，只见前白公馆所长、当时负责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张鹄坐在上面，而前白公馆看守长、绰号“机关枪”的李骏祥也在一起，此外有特务队员江利田等，十几个人坐了一车。杨钦典一见张鹄，心想今晚要下手的恐怕是杨虎城将军。当下又见司机台上坐着一个身体魁梧、头部甚大、留有胡须、头戴呢帽、穿黄色条纹内衣，蓝裤、双梁鞋的老头儿，便问张鹄道：“这位老先生是不是杨虎城？”
张鹄点点头道：“是的。”两人说话时，杨虎城突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俯下身子。
张鹄一脸皮笑肉不笑，问道：“坐得太累，想透口气吗？快到啦。”
杨虎城无论如何没料到，今晚是他有生之年，在这黑暗的地方，度过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在驾驶台里眺望着海棠溪，等候过江。
“这就是海棠溪了？”他问。
“是的。”张鹄还是一脸笑。
“重庆。”杨虎城感慨系之道：“重庆这个山城，晚上的灯火倒蛮好看，真是万家灯火。”
“蛮好看。”张鹄附和道：“不错。”
“不过有点凄凉之感，”杨虎城微喟道：“大概时间不早，很多人家都熄灯了，有点阴惨惨。”他怎地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对重庆百万市民的眺望了。
“听说这里最近有过一场大火。”杨虎城见汽车开始过江，叹了口气：“死伤很大。”
“还不是共产党放的？”张鹄冷冷地说：“为了破坏欢迎蒋总裁的十万人大游行。”
杨虎城苦笑道：“我在贵阳听见卫兵说，这场大火惨极了。当时有大风却没水救，消防队无用武之地，才烧成这徉子，实在没办法，就把账算在共产党头上。”
张鹄冷冷地说：“是吗？”
一行人一路无话，到十一点钟时，杨虎城一行被张鹄等大队人马押到戴公祠，张鹄道：“到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回事了：这里地方太乱，领袖希望你到台湾住一阵，正在给你准备飞机，你们在戴公祠住两天再说。”
杨虎城点点头说：“好好。”便举步跨上石阶。路灯下只见“戴公祠”三字在发出阴风惨惨的光芒。心想这种人死了就算了，还值得盖祠堂？他又怕儿子捧着妻子的骨灰盒上阶扑跌，回过头去叮嘱道：“当心跌交啊！”灯下又见儿子头上一片白，心头顿时无限酸楚。原来捧着母亲骨灰的杨虎城幼子拯中，此时只有二十岁，可是由于焦急、苦闷、营养不良，头发已经开始花白。杨拯中一方面答应父亲，同时双手捧着木盒，小小心心，一步一步走向戴公祠，怎能料到就在戴笠的祠堂里，他的主子还不肯向老百姓低头，犹在作最后的挣扎？他派遣了戴笠的徒子徒孙杨进兴、熊祥等人暗中准备，可怜杨虎城父子双脚刚刚踏进房里，还没看清楚周围情形，匕首已刺入腰间，立刻倒地身死。立在门外的张鹄等凶手马上入内，七手八脚把两具尸体埋入花园中一座花台里，掩上泥土，上面栽花，不到十二点钟便完成了这一幕残酷的阴谋。
千年的沉冤要昭雪，万年的屈辱要抬头，企图把杨虎城“毁尸灭迹”的做法终告破产，后来起尸时发现杨将军双手反捆在背上，面部也被白布绑着；可能下毒手时杨将军曾经挣扎叫喊，特务们就把他捆扎起来的。
中美合作所特区阴风惨惨，半夜一点钟第三辆囚车又到码头上面坐着宋绮云夫妇，和他们一个只有八岁的儿子振中，以及杨虎城夫妇在息烽狱中所生的小姑娘，已有五六岁了。杨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在车上。杨钦典在海棠溪候到了全部车子，便搭这辆车回到戴公祠。十几个负责押送的特务战战兢兢把宋绮云他们送上最后的一段路，途中杨钦典因为同宋很熟，便聊了起来。宋绮云道：“我听说，我们这一次在重庆最多住三两天，便得往台湾送。请你给黄显声先生捎个口信，说是我们来了。黄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写个条子，就请你带给我。”
“一定捎到。”杨钦典说：“你放心。”
“还有，”宋绮云道：“我们到台湾的消息是很秘密的，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你放心。”杨钦典当然知道“到台湾去”只是一个借口，便顺口安慰他道：“放心，我不会乱说。”
摸黑的汽车最后停止在戴公祠前，人们纷纷下车，特务却对杨将军的副官道：“你们就在车上看守行李，不准下来！”
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子，由特务凶手押进戴公祠警卫室，一进门这可怜的两大两小就遭遇了和杨虎城父子同样的悲惨命运。这时候杨钦典等正站在门口担任警戒。当宋氏夫妇等鲜血还未流尽，凶手就把他们埋在屋内，并且在地面上铺了层三合土，企图灭迹。紧接着，刽子手们假装送行李进戴公祠，避开了杨将军副官的注意，把杨、宋两家财物全部瓜分。而杨进兴、杨饮典、安文芳、熊祥和另外两名凶手却同车进城到二处，杨将军的两名副官也在这辆车上，给押到市区湖北旅馆，第二天又把他们押到渣滓洞楼上第八室囚禁了两个月。阎继明、张醒民虽怀疑杨将军到台湾的真实性，但无法查问。而他们也没料到，就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给提到中美合作所内以前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的住宅“梅园”门口，在几声枪响中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这件惨不忍闻的谋杀案被特务机构严守秘密，却因刽子手瓜分杨宋两家全部财物，而且还分得了一千枚银元的“奖金”之后，以分赃不匀而把杨宋惨遭屠杀的消息，在他们自己中间传播开了。
看管张学良的特务二十几年来自己也变成了囚徒，看管杨虎城的特务张鹄、李骏祥、江利田等被调往昆明；毛人凤、陆景清等随蒋介石在成都解放前逃往台湾，徐远举在昆明被逮捕，杨进兴等刽子手没有逃处，就跑上华蓥山打家劫舍做土匪去了，后来，在土改时被查出镇压了。
对于刚愎自用，不肯向老百姓低头的国民党各式人等。其前途如何？不难想见。而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几乎该毁尸灭迹的人们，他们的沉冤必将昭雪，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例子，但像杨虎城将军夫妇狱中所生的小姑娘，到死难时竟连名字都还来不及取，刽子手残酷至此，实在无话可说。解放军进入重庆后，在中美合作所里曾得到一块银牌，正面刻“长命富贵”四字，反面刻“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赠”。原来这就是杨将军女公子满两月时，息烽狱中看管他的特务送作纪念的，杨将军被害后这块银牌为白公馆的伙夫所得。这些闲话，表过不提。
话说张、杨被杀消息传到广州、香港，闻者都无从证实。既不知两人是否同时被害，又不知其他还有谁遭毒手。但在李宗仁的心目中，他认为此事极为可能，但这样做反而显出了蒋介石的为日无多，因为这是日暮途穷的表示，而非大有转机的迹象。他自以为在这要关骨节上同他力争，美国逼蒋下台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蒋介石在美国密使眼睛里是这样渺小，自以为自己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就在蒋介石离穗前三天，李宗仁摊出了一张硬牌，坚持反对汤恩伯出任福州绥署主任。他一不做二不休，要他的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通过“中央社”发表谈话道：
“代总统对汤继任不同意之理由为汤恩伯迭膺方面，民望不孚，戡乱诸役，统率师旅，军纪废弛，损兵失地，显乏统驭指挥能力。物议纷腾，交相指摘。如再任以福州绥署主任，殊失政府赏功罚过之意，其何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依据宪法，总统有依法任免全国文武官吏之权，政府人事命令之发布，权属总统，则行政院会之通过、并未完成法律之程序。据报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经已奉到政院穗人字八一三九号训令，略谓：‘卅八年九月本院第八十九次会议中，福州绥署主任朱绍良呈请辞职，应予免职，特派汤恩伯为福州绥署主任’等语，行政院发布此项命令在未经总统正式任命之前，应认为无效。试问如果总统也不依据宪法规定，不经有关院部首长之副署而发布命令，此项命令也是否能发生同样效力？又据行政院发言人谈话中曾有‘关于此函将函请非常委员会追认’一语，查非常委员会为中国国民党之最高决策机关，而非宪法中所规定之必经手续，……决不能视为法的根据。今经公开承认政府之上尚有决定用人行政之机关，国人如有指责，吾人何以自解？政府之体制何存？宪法之精神何在？本人对该发言人此种说法，不能不深致遗憾！”
面对李宗仁的正面抨击，蒋介石脸上热辣辣的，有如挨了狠狠的一巴掌，当下由阎锡山献计，由行政院发言人、新闻处处长鲍静安举行记者招待会，也展开正面反击道：
“福州失守，朱绍良以绥靖主任兼省府主席从没有只字报告，后来据国防部代电，转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电称：‘福州绥靖主任朱绍良电请辞职，本署为顾全事实及当前情况起见，业经权予照准，并权派汤恩伯代理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赴厦设置，指挥全闽军事，请迅赐府令，俾专责任等语。查目下敌攻厦门甚急，汤恩伯正在该地指挥该区作战事宜，为顾及事实及适应情况，指挥作战，免误戎机起见，拟请照陈长官意见，朱绍良辞职照准，井派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等语。本院为免误戎机，经提到今年九月第八十九次政务会议，决议‘福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并要汤恩伯为福州绥靖主任报府任命’，一面函请非常委员会追认。至朱绍良所遗省主席一职，因关系重要，已由本院暂派该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董金涛代理。至朱绍良失守福州情节，已交由内政国防两部彻查其报以凭核处。”
阎锡山的辩论虽然一大堆，但汤恩伯怎样戴上了这顶纱帽，特别是如何避开李宗仁这一关在“法制”上找到根据？仍没理由。最后由蒋介石自己出主意，仍通过“中央社”发布消息，在简述经过之后，用鲍静安的口吻说：“此案本院并未直接命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汤恩伯为福州绥署主任的事。按历来内阁向例，并请任命的人，行政院无论通过与否，均要答复原呈请任何的机关，此案原系国防部呈请本院于八十九次会议通过后，一面呈请总统任命，一面以穗人八一三九号训令复国防部，此为历任内阁例行手续。
“交鲍处长所发表之此案曾一方面函请非常委员会追认一语，是否为用人法制上应有的手续？查此与法律无关，这是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对党员充高级官吏时应先提非常委员会通过，再由从政党员的院长提院务会议，院务会议不通过时，如再提党员，还需通过非常委员会，如再提非党员，即不须再提非常委员会，这是党领导党员的办法，与国家法制毫无关系。”
事情弄到蒋介石亲自出马应战，不管通过鲍某之嘴所说的理由能否令人信服，但李宗仁在这一战役上给蒋打击之重，可以想见。他在美方授意下公开指责蒋介石独裁，而且使蒋无法作圆满反击，这实在使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竟要扣留起美国的货轮来。
蒋介石怎的胆敢扣留起美国轮船来？难道他吃了狮子心、老虎胆？非也。原来他接得宋美龄自美来电，说美国对华政策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大致上一本初衷，仍与中共为敌，华尔街大老板们一方面吃惊于中共的强大，另方面却视中共如无物，所以在我们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该硬则硬，也得有限度地露几手给他们看看。那当儿触觉灵敏的美国商人都知道蒋介石大势已去，都想同中共进行贸易，不管自己的政府有否承认北京，船头一转，开往上海去也。为首一艘是“飞行商船号”，紧接着是自沪驶出的“飞行独立号”，最后还有一艘“飞剪号”，浩浩荡荡，企图偷渡国民党在长江口的封锁线。桂水清接到舰队报告，既惊且慌，脸无人色。惊的是美国商人竟然在这时候甘冒危险与中共通商，国民党真的是完了；慌的是此事，非阻挡不可，但对于美国老板，有如衣食父母，怎敢扣留？当下来个权宜之计，要舰队留住美轮，妥为招待，自己立刻呈报，等候决定。
蒋介石听报告道：“美轮‘飞行商船号’于廿九日自香港驶达长江口，企图偷越封锁线，驶往上海。被我刘广凯舰队中某驱逐舰截阻，经警告后，该轮遵照返航。又美轮‘飞行独立号’于廿九日下午三时自沪驶出，也被我驱逐舰拦截，正派舰驶往长江口处理。”
蒋介石一听冷冷地笑道：“给我扣了。给桂永清去个电报，教他放心，我自有主意。”
那三艘美国货轮给软禁在长江口外后，分别发出急电，要求船公司请准美国海军部，今后凡与中国大陆通商的美国轮船，一概由美国政府派出舰队武装护航。美方接到是项要求，真是尴尬万状，但在“反共”的前提下，表示对这请求不能考虑。蒋介石接得美方广播，异常欢喜，听秘书报告道：“这是华盛顿的官方声明：美国海军部今天拒绝向中国国民政府交涉释放三美轮。美海军司令部邓斐德说：美国如干涉此事，是与政府政策不符的。他在给纽约伊斯布拉轮船公司的电报中说：所请护航一节，歉难照办。”秘书又说：“这也是华盛顿的广播：说由于中国政府扣留了三艘美轮，中美关系已遇到了新的问题。……国务院已电上海总领事馆调查事实，以作为采取行动的根据。”蒋介石对扣船事件十分过瘾，但旋踵宋美龄的密电又到，说美方确有迹象在物色一个“反共领油”，图去蒋而代之。蒋介石的十分欢愉换来了万分烦恼，好久好久作声不得。但他愈来愈清楚：美国政府对他个人已毫无感情可言，现在已到随时都可以踢自己下台的时候了，心情郁闷，非言可喻。
正是：前思思，后想想，靠美国，无指望。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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